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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巴，人的文化水平越高就越具有革命性，越尊重革命，因为多年来积累了大量事实，人们能看见一条始终如一的路线，人们珍视尊严和沉着的品质。我们经历了非常严峻的时刻，但没有犯过可以避免的错误。
如果古巴有一天爆发战争，那一定是被强加的。假如我们只面临投降或战争两种选择，我们将选择战争，因为我们对另一种选择连想都不想。
正如我已经说过，我们被加上了许多罪名。现在又说什么“卡斯特罗正在利用儿童”，但他们却不说我们在培养教师，在创造条件让小学每班20名学生，中学每班15名学生；他们不提我们在卫生保健方面所做的一切。这一切都是为了人，因为做这些事是我们任何一个人天性的一部分。相反，他们无耻地把我们归入贩卖人口之列，或归入“从事商业性性剥削以便筹集资金”之列……每一个听了此话而又习惯于接受、相信此话的人，都可能想：“瞧，这是什么样的强盗啊！这个人多虚伪啊！”是有很多污蔑，但这些污蔑会在事实面前逐渐不攻自破。
我知道这会造成中伤，但是我们还是在经历了很多困难关头后又闯过了难关。我们上一层台阶又下一层台阶，但在赢得国际上的尊敬和重视方面，我们上了两层台阶。
您无法想像多少人要我签字、留下手迹。当我与那些来访的美国人相聚交谈时，我们很严肃地涉及许多话题、问题；我几乎无法说话。有时有50人之多，他们送我一束鲜花或什么东西，我忙着在书籍、名片或物品上签字，我不得不接受那么多的照相、那么多让我眼花缭乱的闪光灯，令人难以置信。那时，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奇怪的、不真实的人物。
一个明星。
是的，我成了人们要抓紧机会利用、哪怕为了能向家人说――人们喜欢这样――：“看，我和那个人物照了一张像。”
有人认为我们不是我们自身。然而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什么；只有我们自己能够评价自己。如果我说我对自己很严厉、很具有自我批评精神，您可以相信我。如果我哪次说了一个多余的词，或者无意中说了什么可能使人觉得虚荣的话，请相信，我对自己绝不客气，非常不客气。一个人必须对自己保持高度警惕。我喜欢事实，对荣誉不感兴趣。
这么多年来，我自己是个证人。影响力、权力并没有逐渐把我变成一个自负的人、虚荣的人，或其他一切类似的什么；相反，我觉得自己一天天更不虚荣，更不浮夸，更不自满。这是一种与人的本能的战斗。我想，只是因为教育，因为真诚、顽强的自我教育，低等的动物才变成了人。
我看到了一种常见现象：人在有了一点权力以后，就开始狂妄，并想利用权力；有时候，权力像毒品。人是懂得这些的，因而必须与之斗争。人们也知道，随着岁月的流逝，热情有增无减，精力有增无减，这是可能的；而精力来自信念。
您的问题是什么来着？（荣誉）对我产生了什么影响？我发誓我没有想这些，我从未意志消沉过，我相信人；我不知什么叫忘恩负义。人们往往不喜欢承认自己对别人欠情，这是一个普遍规律，在这个世界上战斗了那么多年，经历使我们懂得了这一点。人有这种骄傲的感情也是自然的，但人往往不喜欢承认这一点，这是件困难的事。
但我要说第三次，我从未想过这个。
我想问您一个同类的问题。您有一些紧密围绕在您周围的朋友和支持者，但也有一批同伴背叛了您。背叛对您的感情有什么影响？
这个吗，我要告诉您，背叛的例子很少，很少很少。有一次，有一个给我们带路的向导背叛了我们。他们抓住了他，他落到了巴蒂斯塔军队的手中，他看到了差别，一边是我们这支衣衫褴褛的小部队，一边是他们装备精良、势力强大的武装，他们向他许诺，给他金钱。这是一次重要的背叛，当然不是我们漫长斗争生涯中唯一的一次。
有没有过政治背叛？有过，比如，我试着回忆一些最重要的吧……
比如，卡洛斯•弗朗基（CarlosFranqui）、乌韦尔特•马托斯（HubertMatos）、曼努埃尔•乌鲁蒂亚（ManuelUrrutia）等人的背叛。
卡洛斯•弗朗基不是我的朋友。我真正认识卡洛斯•弗朗基是在马埃斯特腊山上。他是在1958年4月罢工失败后由平原地区组织派往山区的，那次失败是由“七•二六运动”策略错误造成的，前面我已经说过此事。在那次惨重失败之后，他们把他派到了马埃斯特拉山上。弗朗基出版一份由平原组织创刊的小报，他曾是共产党员，我们“七•二六运动”的领导层曾在某个时期招纳前共产党员，而没有什么比变节者更糟的了，我坚信这一点。
当时一些这样的前共产党员比任何人都更恨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他们犯过很多错误，但他们为劳动者奋斗过。他们开展的斗争谋求的是经济目标，不能对他们要求太高，因为那是冷战时代、麦卡锡时代。当时身为共产党员意味着灾难，尽管如此，在古巴有十万以上注册的、为人所知的、诚实的共产党员。当时的困难是另一种性质的，即宗派主义、由宗派主义产生的某种意义上的机会主义。有些人的理论是：让这些“七•二六运动”的小资产阶级互相打架。在战争时代结束之后，轮到我们来领导了。
在革命初期，我们是怎样与一些人染上的疯狂反共情绪进行斗争的呢？那种反共情绪使一些人退出革命，使一些真正的思想上的小资产阶级找到了借口，因为他们中了毒。当时古巴群众还没有觉悟，社会主义文化还没有出现。后来通过法律、宣传、榜样的力量提高了群众的觉悟。与我们共同战斗的人中90%不是共产主义者，不属于共产党。我们的战士和领导中没有多少共产党员，共产党不派他们来，像切•格瓦拉和我这些共产党员都是通过我们自己的途径加入的组织。当然共产党派来的一些人也是非常优秀和顽强的。“七•二六”运动拥有百分之九十的领导人，他们当中没有一个背叛革命。这90%的人一直跟着干革命，与革命生死与共。
所以我说，我个人只经历过极少数人的背叛。乌韦尔特•马托斯是战争后期才加入进来。他的背叛一点也不使我感到难过。过去我就认识他，接触不多就能嗅出他身上的亲资本主义味道、他那种可怕的虚荣心。当时情况是这样的：在战争后期，在最后一次进攻中，我们失去了许多干部，因此他有机会在进攻中领导一个分队，因为他有一定的文化程度，而我们当时也必须加强自己的力量。最后，出于形势所迫，必须交给他一个几十个人的、装备良好的纵队；但当时他已经表现出了那种高傲和野心。我几乎是不得已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交给了他那个纵队的。也就是说，他不是在攻打蒙卡达兵营时期，也不是在“格拉玛号”登陆时期加入的斗争。所有在蒙卡达时期、在“格拉玛号”时期参加进来的人都是团结一心的，比如切•格瓦拉、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劳尔•卡斯特罗、胡安•阿尔梅达(JuanAlmeida)等一大批人。但是乌韦尔特•马托斯不属于那一代老革命。
曼努埃尔•乌鲁蒂亚不是叛徒。乌鲁蒂亚是个好法官，而我们呢，为了证明我们不是为职位和野心进行斗争的，就推荐他当总统，当时还正要在“七•二六运动”和前政府势力间达成一项未经商量的协定。他不是叛徒，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一个平庸的人，可能这后一种提法更合适。
那么拉斐尔•德尔•皮诺（RafaeldelPino）将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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