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切•格瓦拉之死(1)

    切与反帝运动—告别信—在非洲游击战中—回到古巴—准备在安第斯山的使命—最后的战斗—切的教训“十月危机”以后，美国侵略的危险过去了。革命继续巩固。切•格瓦拉开始周游世界。好像他对国际上的事、对反帝运动非常感兴趣，不是吗？

    他相当注意观察第三世界的形势。他关心国际事务，关心万隆会议、不结盟运动和其他问题。他1965年出访，周游世界，会晤周恩来，会晤尼赫鲁，会晤纳赛尔，还有苏加诺，实际上，他对国际事务和对发展中世界问题很感兴趣。

    关于中国，我记得切跟好几位中国人士谈过话，接触过周恩来——这我说过了，会见过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思想感兴趣。他没有接触过苏联人；不过，显然他更赞成，或者说，更看好中国。

    他甚至访问了南斯拉夫，尽管南斯拉夫实行自治还有诸如此类的问题，说真的，我不太喜欢。一个合作社拥有饭店和从事其他经营活动，就使它离开了最初的目标。我在古巴看见过几个，有时候它们不是从事农业，而是从事商业和旅游业。

    1964年12月他到了联合国，后来到阿尔及利亚，1965年最初几个月还有非洲之旅。

    是的。不过那是后来，是一项战略，在他履行使命的最后阶段，那时已经作出了他去玻利维亚的决定。好哇，怀着了不起的热情，他的目的是在阿根廷为革命作贡献。是去创造条件，因为那时候谁都想消灭我们，我们的回答是改变当时的状况。这是大实话。我们总是坚持这个原则。

    有一次您对我说：“他们把封锁国际化了，我们要把游击战国际化”。

    先是反对特鲁希略，1959年7月，一群武装起来的多米尼加人从古巴出发去推翻他，这成为第一次支持反对一个独裁政权斗争的运动——那一次是对和我们一起斗争的多米尼加人的原有的一个承诺，是个例外。特鲁希略曾经向巴蒂斯塔供应武器，战争结束后，巴蒂斯塔去了那里避难，一些反对我们国家的武装行动也是从那里来的。

    至于有类似情况的其他国家，尽管它们没有一个可能对我们有多大好感，但我们的准则是尊重，尊重国际法。但是有明显的差别，有的国家对美国的独立性多一些，有的少一些。当然，最无条件屈从美国的国家立即与古巴断了交，其他国家抵制；巴西抵制了，乌拉圭抵制了，智利抵制了。而委内瑞拉一点没有抵制，因为那里是罗慕洛•贝坦科尔特，他一会儿是左派，很快就成了充满反动仇恨的家伙。所以说，一些拉美国家在一段时期内与古巴保持了关系，而墨西哥是一直都保持。

    美国指责您们到处帮助颠覆。

    美国对古巴的要求多种多样；一直在变，每时每刻都增加新要求。

    最初，它要求我们必须放弃社会主义；后来，要求我们必须断绝与苏联的贸易和一切形式的关系。在谴责和孤立我们以后，他们一直在提出某种要求；吉隆滩战役以后，“十月危机”以后，每次都提出新要求。再下来是拉丁美洲的革命斗争：拉美斗争爆发后，古巴应该停止对这些斗争的任何支持——我这里是在给您说美国提出的种种要求；后来是安哥拉，安哥拉在1975年受到南非进攻时，全世界都知道发生的事情：必须撤出安哥拉，如果我们撤出安哥拉，同古巴的问题就能解决，他们就这样对我们说……还有诸如此类的事。

    后来问题就更多了，因为1974年出现了埃塞俄比亚革命，由于那里造成的局面，1977年我们必须与埃塞俄比亚人合作，由于其他原因也必须合作。我们是个被孤立的国家，美国越是企图孤立我们，我们越是要与世界其余地方联系。

    可是有人继续指责您们“输出革命”。

    在60年代那个时期，拉丁美洲已经没有人和我们有外交关系——刚才说了，墨西哥除外。那时期我们遵守国际准则。由于学说，由于信念，我们是想革命，是想要革命；但我们尊重国际法。此外。我坚持认为，革命不能输出，因为谁也不能输出使革命成为可能的客观条件。我们一直是从这一观点出发，而且继续这样认为。

    革命胜利后，我在1959年5月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参加了在那里举行的美洲国家组织的一个会议。在会上我为拉美提出了一个类似马歇尔计划的东西——就像那个著名的援助欧洲重建的计划，我估算要花费200亿美元。喏，当时我没有现在这样的经验，更谈不上别的。但我确实有些想法：除了一生中读过的所有东西和对问题的思考以外，没有多少国际经验。我对拉美的具体经验也不多。尽管如此，我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主动提出了发展问题。您知道拉美那个时期欠多少债？

    不知道。

    50亿美元。

    与现在的8500亿美元债务相比，数目不大。

    当时拉美有现在的一半人口，不到2亿5千万；现在有5亿多人。外债——我不说内债，那也是国家欠阔佬们的债——是国家必须连同利息偿还给外国的债务。这还不包括资本外流、不平等交换和资本流向货币强劲和经济更稳固的国家，以及布雷顿森林给与美国的特权，就是在世界上印制美元的那个国家的权利。货币的避难所不再是美元了，因为尼克松总统在1971年8月单方面中止用黄金兑换美元，只剩下美元了，那是本半球唯一现存的外汇；所有其他货币都大幅度波动，没有一种货币可靠。那时候，所有拉美国家所有的钱都趋向于外流，流向美国。

    我想，您在美洲国家组织上提出的计划被拒绝了。

    如果采纳那个计划，这个大陆很多悲剧就避免了。两年后，我跟您说过，肯尼迪重新捡起这个想法，提出一个援助拉美的类似的马歇尔计划，就是争取进步联盟：土地改革、财政改革、建设住房，等等。

    这没能阻止他继续敌视古巴。

    是的，那时候他们对我们不做任何承诺。我想是有客观情况的，切做的事绝对正确，一点儿分歧也没有。那时候已经谈到美国的干涉政策，真的，约翰•肯尼迪总统是个有才能的人，他的悲剧是继承了侵略古巴的那次吉隆滩入侵，接受并执行了它。他在失败中很勇敢，因为他承担了全部责任，还说出了“胜利有很多位父母，失败是孤儿”那句话。

    肯尼迪非常喜欢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把它派到了越南。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士，据说表现很好，但却不负责任和毫无道理地应承了惨忍又可耻的越南战争，迈出了最初步骤，还开始派兵增援。一切都从这个开始。而在1954年赢得了一场抗击法国战争的越南人，据他们对我们说，看到古巴革命在吉隆滩的胜利，受到了鼓舞，他们总是说古巴的胜利对他们有影响，增强了他们斗争的信心。也许是客气。他们在南方一直保持着战斗体制。

    越南也鼓舞了您们。切常说：“要创造两个，三个，很多个越南。”

    我完全赞同他的话，我要说，1979年，在他牺牲12年后，在越南战争早已结束时，桑地诺运动通过一种像我们进行的那种斗争，像切的那种斗争，在尼加拉瓜取得了胜利。萨尔瓦多的运动也在以可畏的势头发展，它是取得经验最多的一场运动。

    您们给了萨尔瓦多人相当多的援助，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