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领袖的童年(6)

    一种特权和一种运气。我是地主的儿子，而不是孙子。如果我是地主的孙子，我可能出生在一个贵族住宅区，而我的朋友，我所接触的文化，很可能会使我充满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而我出生的地方，全是穷人，是农业工人和贫苦农民的孩子。我自己的家庭，我母亲的家庭是穷人，我父亲的几个来自加利西亚的表兄弟是穷人，我父亲在加利西亚的老家，也是非常穷的。

    可以肯定地说，小时候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出生的地方住的都是最穷苦的人。我还记得那些文盲的失业者，他们在甘蔗田附近排着队，没有人给他们一口水喝，没有人给他们提供早餐和午餐，他们既没有地方住，也没有交通工具。我也不会忘记那些光着脚走路的孩子们。在比兰同我一起玩，一起到处跑来跑去的孩子，都是穷人的孩子，其中有些孩子，我在吃午饭的时候，我从家里给他们带满满一罐头可口的饭菜，这不是我们家的剩饭。我同他们一起游泳、骑马、步行，到处漫游，去扔石子，去捉鸟，现在捉鸟会遭到责备，而当时都习惯用弹弓捉鸟。而后来，我在圣地亚哥和哈瓦那读书时，我上的学校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学校，那里有地主的子弟。

    您也同他们一起相处过。

    他们是有钱人家的子弟。当然，我同他们也建立了友谊，同他们一起玩，做体育活动等。但我没有同他们一起住在富人区。

    在那里我们脑子里想的是其他的事情，主要是体育活动、上课、远足等。我有进行体育活动和爬山运动习惯，这是我的两项自发的爱好。此外，拉萨列学校在圣地亚哥一个半岛上拥有一所庄园，如今半岛上有一家炼油厂。半岛名为伦特（Renté），半岛上有一个浴场。浴场中用棕榈树杆竖了几根桩，划定了一个游泳的范围，因为这里是一个海湾，鲨鱼经常在这里出没，其危险是真实的，尽管并没有那么可怕。浴场有三块跳台。我可算是跳水运动员，因为我记得当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我就从最高的跳台跳水，似乎是对我的同伴的一种挑战。谁在跳水？嘣的一声，我的的确确跳入水中。还好，幸亏没有头朝下。跳台很高，但我想都没有想，就往下跳了。

    您当时会游泳吗？

    我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在比兰的池塘和河流里学会了游泳，是同童年同我进行各种冒险活动的伙伴一块学会的。

    同您那些贫苦出身的伙伴一起学会的吗？

    是的，同我童年的那些伙伴和朋友们。我没有接受资产阶级文化。实际上，我父亲是一名孤独的地主。我的父母很少出门去拜访别人，也很少接待客人。他们没有养成富人家庭的文化和习惯。他们整天干活，我们所接触的只是居住在比兰的人。

    同您一起玩耍的孩子中，有没有黑人？

    在我家里从来没有人对我说过：“不许同这个或那个孩子玩耍！”这样的话，从来没有过。我常常去海地人居住的大茅屋那里玩，因此我家里常常斥责我，但不是因为社会地位的原因，而是因为卫生的原因，因为我常在他们那里吃烤老玉米。我家里常常威胁我说，要把我送进位于哈瓦那西部的瓜纳哈伊（Guanajay）少年教养院。

    是教养那些叛逆的孩子的教养院吗？

    我家里人对我说：“我们要把你送进瓜纳哈伊教养院去，因为你总是到海地人的大茅屋里啃老玉米！”他们不止一次因这个或那个原因威胁我。当我开始明白事情时，我感到我最好的学校是童年时能生活在农村和我出生的地方。农村意味着自由。

    后来，因为我是富人的儿子，我受到了剥削。

    受到了剥削？

    是的，受到了剥削。

    是什么样的剥削？

    您听我讲。我年幼时在比兰公立小学读书，当时我还没有到上学的年龄，家里就把我送到小学，因为我的一个姐姐安赫莉塔和一个哥哥拉蒙也在那所小学学习，我被安排坐在第一排。我还记得送我上学的日子。我记不清楚，坐在第一排的我是怎样学会读书写字的。

    我记得这是19３0年。

    您那时是4岁。

    是4岁。我看着别人和看着拿着粉笔的女教师，学会了读书和乱涂乱画，作为一个地主的儿子，我也经常调皮捣蛋。那位女教师常到我家来，同我家一起吃饭。在学校里，实行体罚，我记得常常用尺打板子。有时还罚跪，让你手伸直，手心里放上重物。虽然没有让我们跪３个小时，但即使是几秒钟，也是够受的。更厉害的是，有时候还放上玉米粒。

    放在膝盖下面？

    是的，放在膝盖下。我体验了学校的各种体罚，尽管体罚并不是每天都有，不是经常的。体罚是用来吓唬我们的办法。

    这是折磨。

    我那时已经相当叛逆，要说为什么这样，有些事情，说来话长。如您想知道，以后我再对您讲，是什么事情使我成为叛逆者。我不得不从小就自己解决问题，这使我了解世道的不公和当时所发生的事情。但现在我们不谈这些事情，您不一定对这些事情很感兴趣。

    我感兴趣。

    到时候，如您愿意的话，我可同您讲。但是，我补充讲这些事情，是因为我认为，是有助于我们原计划要谈的问题：我是怎样成为一名革命家的？什么因素影响了我的一生？尽管我的社会出身是地主的儿子，尽管孩子们是自私的，是好虚荣的，并且对自己的社会地位有一点意识。

    在比兰小学，您是惟一的富家子弟吗？

    除了我的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外，我是惟一的富家子弟。小学里没有其他人是富家子弟，连中等家庭的子弟或店主的子弟都没有。学生的父亲都是农业工人，最多有的拥有一小块土地。所有的学生都是非常非常穷的穷人的子女。

    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您父母才决定把您送到圣地亚哥，让您接触另一种社会地位的孩子？

    不是。我不认为我父母曾考虑过这个原因。我父母为我做了些什么？在我６岁时，他们送我到圣地亚哥，因为他们听我的女教师说我“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此前，他们就已决定让名叫欧弗拉西娅•费利乌（Eufrasia Feliú）的比兰小学的女教师把比我大三岁的姐姐安赫莉塔带到圣地亚哥她的家里去。我６岁时，我姐姐9岁或10岁。于是，把我姐姐和我一起带到圣地亚哥，我父母觉得应该让我这个孩子也带到圣地亚哥去，在女教师家里接受更好的教育。我既吃惊又好奇，没有吭声就跟着去了。

    您从农村出来，圣地亚哥给您的印象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