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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叫莉娜（Lina）。古巴人，西部比那尔德里奥（Pinar del Río）省人。祖籍加那利（Canarias）群岛。她也是农民出身，家庭也很困难。我的外祖父是一个牛车夫，用牛车运输甘蔗。当他们一家搬到比兰时，我母亲只有十三四岁，她同父母、兄弟姐妹一起先乘火车从比那尔德里奥省到卡马圭，再从卡马圭乘牛车先到瓜洛（Guaro），最后到达比兰。
我母亲像我父亲一样，最初也是文盲。后来，几乎靠自学也学会了读书写字。她也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她的意志也很顽强。我从未听说她上过什么学。她是自学的。她十分勤劳，十分细心。她是厨娘、医生、保管员，她向我们提供我们所需的每样东西，我们遇到任何困难，都可以向她求助并可得到她帮助。但她并不溺爱我们，她要求我们遵守秩序，注意节省，爱清洁。她掌管全家内外日常事务，掌管全家经济。谁也不知道她哪来的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干这么多事。她从不坐下，每天从未见她休息片刻。
她共生了7个孩子，都是生在这个家，都是由一位农村接生婆帮她接生的。当时在整个这一偏僻地区，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医生。她千方百计使她的儿女能上学，她未能上学，但她希望她的儿女能上学。没有她，我这个一直喜欢学习的人，很可能到今天还是一个文盲。我母亲虽然并不经常外露，但实际上，她很热爱她的儿女。她性格坚强，勇敢，富有牺牲精神。她沉着地、毫不犹豫地承受我们子女中某些人并非有意地给她带来的痛苦。她无怨无悔地接受了土地改革和对她所热爱的土地的分配。
她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对此我一直是尊重的。作为母亲，她的痛苦找到了安慰，她为革命经受了许多磨难，她以母爱接受了革命；她的贫困农民的出身并没能使她有机会懂得人类的历史，懂得她所亲身经历的导致古巴和世界发生重大事件的深刻原因。在古巴革命胜利三年半后，1963年8月6日她去世。
您父亲呢，他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他去世得早。他年龄比我母亲大得多。他是1956年10月21日去世的。当时我30岁另2个月，也是我乘《格拉玛》号从墨西哥远征古巴前2个月。
您父亲会说加利西亚语吗？
会的，但他从不说。
您听他说过加利西亚语吗？
有时候听他用加利西亚语说过几句。那里居住着加利西亚人，我父亲可能用加利西亚语同他们交谈过。但是，那里也住着其他省的西班牙人，如阿斯图里亚斯人，他们不会讲加利西亚语。而加利西亚人却已习惯讲西班牙语，他们能讲西班牙语，懂西班牙语，能用西班牙语同其他人交谈，此外，他们不可能同用加利西亚语同古巴人交谈，因为古巴人不懂加利西亚语。同工人、同大家说话必须讲西班牙语，甚至同未婚妻和妻子讲话也必须讲西班牙语，因为他（她）们不会讲加利西亚语。因此，我从来没有听他讲加利西亚语。
当西班牙内战爆发时，您10岁。
我还不满10岁。我1926年8月13日出生，西班牙内战是在1936年7月18日爆发的，当时我是9岁另11个月，我已会读书写字。
您记不记得您父亲对西班牙发生内战感到担忧或谈论过它？
在比兰居住和工作的西班牙人分成两派，每派大约12至14人。
是指同您父亲在一起或常到您家来的西班牙人吗？
是指同他一起承任各种工作的人或者是工人。当时那里有一个阿斯图里亚斯人，他有不少书，相当有文化。传说他会说7种语言，我相信他确实会7种语言。因为当我家购置收音机后，收音机里用英语或德语广播时，他翻译得出来。他一手哥德式的字写得很漂亮，他会拉丁文。这个阿斯图里亚斯人——说他是阿斯图里亚斯人，因为他个子很矮——毫无疑问，他是当地知识面最广、文化程度最高的人。他知道希腊，谈论德摩斯梯尼 （Demostenes）；他是第一个同我讲德摩斯梯尼这位伟大的演说家的，他对我讲德摩斯梯尼的为人，讲德摩斯梯尼为了改正他那口吃的毛病，在嘴里含一块小石子的故事。就是这个阿斯图里亚斯人同我谈了这样和那样的故事。
这一派和还有其他几个人，当内战爆发时，他们赞成叛军，即赞成那些起来反对共和国的人。
是指佛朗哥分子吗？
是的。另外一派支持共和国人。他们是工人，其中一些人是文盲。但其中有一位古巴人，名叫巴莱罗（Valero），他是电报局和邮局局长，他同不少工人一样，支持西班牙共和国人。这些工人中，有一位厨师，起初他是喂牲口的工人，后因为得了关节炎，几乎不能走路，所以让他改当厨师。我很尊重他和敬重他，但他饭做得不太好吃，我家的人对他做的饭菜经常抱怨。他名叫加西亚（García）。他是文盲。
是文盲？
是的。我小时候在比兰居住的人只有不到20%的人会读书写字，而且困难不小。很少有人读到6年级。我在那里的经历使我今天明白文盲的痛苦。谁也难以想像文盲有多么痛苦，因为，谁都知道什么叫自我尊重。而什么是文盲？文盲是处在社会最底层的人，他被迫请求一位朋友帮他给自己的未婚妻写情书。在比兰，不识字的人求识字的人帮他给他的情人写情书。但是，并不是由不识字的人唸，识字的人写。比方他说，昨晚一晚上都做梦想她，吃不下饭老在想她等，仿佛这位农民真的想自己这么写信。不是的，而是他对识字的人说：“我不说，请您帮我写封信，就像您要给您的情人写信一样，要博得她的欢心！我没有夸张。这是我当时在家乡亲眼所见的。
您本人还记得一些当时有关西班牙内战的争论吗？
1936年我在圣地亚哥一所学校住读，当年夏天战争爆发时，我正在比兰度假，当时我还不满10岁，小学二年级还没有结束。
发生了什么？当我从圣地亚哥回到比兰度假时，由于我已会读书写字，所以曼努埃尔•加西亚，那位一个腿有些瘸的厨师，他干活很勤奋，当时他住在离邮局不远的一个小房子里，他急急忙忙请求我给他读报。他是铁杆的共和国派――从中您可以看到什么是阶级精神，很多次我问自己他为什么会是如此铁杆的共和国派，同时，说实话他也是非常反教权主义的――，于是，我给他读报，读有关西班牙内战的消息。这样，我不到10岁就知道西班牙内战。我给他读各种报纸。当时在比兰有一份报，我记得是《消息报》，还有《世界报》、《国家报》和《古巴日报》，但是，当时到达比兰的主要报纸是《海军日报》。
这是一份哈瓦那的报纸。
不，这不是一份哈瓦那的报纸，是全共和国的报纸。从独立战争开始起，它一直是一份亲西班牙的报纸，直到古巴革命胜利，它是全国所有的报纸中最右的一份报纸。每星期天，出一份照相和图片副刊。当时这份报很有名。它刊登许多广告，所以页数很多，报纸很厚。我跑到加西亚的木头房子去给他读报。我什么都读。报上褒义地称……为“造反派”。
称佛朗哥分子为“造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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