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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母亲的总是调解人。我父亲很能体谅人。也许我维护我上学权利的决心打动了他。于是我父母亲决定再次送我去继续学习。当时是干旱季节，他们驱车送我到圣地亚哥，路上灰尘扑面。大约是1938年，临近国会的选举。他们送我到“娃娃”商店的老板马索拉（Mazorra）商人的家里。他是加利西亚人，同圣地亚哥一穆拉托女子结婚。那女子又高又壮，是他的两倍，尽管不是她管家。这位瘦小的加利西亚人不愿意争吵，如需要拿拖鞋，他就自己去拿。他容易激动。他不让别人来管他。他是服装店老板。他是她的第二个丈夫。她同她的前夫有一个儿子，当时正在为一个儿科医生竞选众议院全力以付，这位儿科医生答应帮他找一份工作。她同第二个丈夫也有一个儿子，名叫小马丁，在美国学开民用飞机。我到他们家的那天发生一件倒霉的事件，他们的儿子乘坐的教练机出现故障，他儿子从飞机上跳伞下落不明，马上派人找他父亲，结果可想而知。他们还有一个女孩，名叫里塞特，上高中三年级，她穿的蓝色的裙子上有三条白色的饰带。您知道，男孩子到了这个年龄总是想入非非，甚至会暗恋上比他们大的女子、老师或者几乎所有的女人。好的，我不再谈这些，因为我们正在谈论政治问题。我童年的第四次造反正是发生在他们家。
造那商人的反？
商人马索拉是服装店老板，也是我所在的一家之主。我住在他们家的二层楼。房子是长方形的，并不宽。我住在过道尽头的一间小屋。正是在他们家时，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乔•路易斯（Joe Louis）和马克斯•施梅林（Max Schmeling）的第二次拳击比赛，这场大战很快就结束，我记得只打了一轮，一个拳击手就把另一个击倒，比赛就宣告结束。
乔•路易斯获胜了，是吗？
乔•路易斯在几秒钟之内便获胜 。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入侵苏联前夕，马克斯•施梅林作为伞兵参加对克里特（Creta）岛的袭击 ，报纸上大肆宣传。他是伞兵，是“德国高贵种族”的象征，但是，由于在拳击比赛中被一位黑人拳击手乔•路易斯击败，因此受到羞辱。这事我就讲到这里。
您在同我讲第四次造反。
第四次造反是因为我对住在那家人家感到厌倦。好的，我得给您讲讲我干的一些淘气的事情。
给我讲讲您的淘气事情。
我给您讲讲？
好。
好的，这是今晚给您讲的最后的事情。
那位商人的社会地位在不断上升。他同他那个子高高的、体格强壮的穆拉托夫人已步入中等阶层，他们在贵族区维斯塔阿莱格雷区正在盖一幢房子。
他们把我送到耶稣会办的多洛雷斯中学学习。在这所中学学习的都是贵族的弟子，即圣地亚哥上层资产阶级弟子。商人的太太为自己家里有一个学生在该校念书感到幸福，因为这样他可同有子女在该校念书的富人交往。如前所说，那位西班牙商人夫妇在维斯塔阿莱格雷区盖一幢房子。他们甚至还带我去看过正在盖的房子。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幢房子。一个上层的家庭应该有个学生在该校学习，而且必须是该校最好的学生。在我这个学生身上发生了一些事情。
您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的姐姐安赫莉塔当时正在学习，准备进入高中学习。她的一位老师埃米莉亚娜•丹杰（Emiliana Danger）是一位优秀的黑人教师，她教我姐姐七年级的课程，为入高中做准备。在那年假期，我没有回比兰度假，我从五年级升入六年级。但是，即使我读完六年级也不能进高中学习，因为升入高中有一个年龄规定，我记得起码得满1３岁或差不多1３岁。于是，丹杰老师对我很关心，因为我学习认真，并争着回答所有的问题，我对考高中的一本厚厚的参考书背得滚瓜烂熟。女教师很热心。她是第一位鼓励我干某一件事的人。她坚持要我同时读六年级、七年级和高中一年级，这样，当我上完六年级，到了规定的年龄，就可以参加七年级和高中一年级的考试。
正当我对此感到干劲十足时，我遇到了倒霉事。在我六年级时，在学期刚开始时，医生诊断我得了阑尾炎。那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做阑尾炎手术。譬如我，因为有点疼，就给我做了手术，割除了阑尾。当时在古巴如同在美国一样，对很多人都做阑尾炎手术，实际上没有这个必要。我不得不做手术。我们是西班牙移民协会成员，这是一个合作社性质的机构，由于在古巴的西班牙移民有数千人，通过每月支付一个或一个半比索的会员费，会员便可享受某一医院的医疗。这样，中等西班牙移民家庭也可享受经济实惠的、比较好的医疗服务。
应该说，西班牙移民医疗合作社同社会主义合作社最为相似，因为它有自己的医生、护士、医院等看病所需要的一切。像我们家这样的家庭，每人每月只需缴纳一个半或二个比索的会费，就能享受医疗保险。如果需要做手术，就可给您做手术，此外，还给您提供药品。当时给我做手术时，使用的是局部麻醉――过去是用全身或局部脊椎麻醉。我不知道为什么对我使用局部麻醉。手术使我永远难忘。我感到很疼，但是，最倒霉的是第七天……您知道，当时手术后的一周内，不让病人活动。
我不知道。
现在手术结束后不久，就让病人活动，以避免由于淤血等其他问题引起栓塞症。当时这种医疗办法是落后的。手术后第七天，让我起来，拔去了针头，但是，在48小时或72小时后，我的伤口感染了，幸亏是表面感染，不是在里面，那时候，还没有青霉素或其他类似的药品。伤口完全敞开着，我在医院住了整整三个月。丹杰老师为我制定的计划告吹，我只得重新开始在多洛雷斯学校读六年级。我进该校时，上的是五年级中期。我在医院度过了六年级头三个月。
不能上学。
上不了学。我在五年级时都干了些什么？我没能取得好的分数，原因是：环境、老师、计划和课本的变化。但是，我的监护人，商人马索拉的妻子要求我必须取得优秀成绩。于是，我不得不弄虚作假。
我想了想，对她说：好的。当时我必须将记分册拿回家让监护人签字，然后拿到学校交给老师。当时打的分有：优、良、中、及格和不及格五种。我的监护人出于她的社会奢望，要求我拿最高分。我必须每门功课都得优。不然的话，就不给我每周５分钱的零花钱用来在报亭购买阿根廷的漫画杂志《麻雀》（El Gorrión） 。
您喜欢看漫画吗？
很喜欢。当时，我在《麻雀》杂志上也看到了《有其父必有其子》（De tal palo, tal astilla） 的连载漫画小说和其他漫画。每星期四给我５分钱买《麻雀》杂志，每星期天，给我20分钱，10分用来看电影，5分用来买冰激淋，5分用来买面包夹猪肉的三明治，很便宜。总共每周25分，一个月大约1个比索。我的监护人提醒我说，如果我不能在所有的功课都得好分数，就不给我一周25分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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