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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父亲来了。我刚出了麻疹或得了其他病，我头发很长，因为他们从来不替我理发；我骨瘦如柴。但我父亲却什么也没有觉察到！他们对我父亲说，我瘦是因为我刚刚得了麻疹。
又有一天，我母亲来了。当时女教师、她的姐姐和父亲已经搬了家，因为他们的状况有了好转，我们三姐弟作为她们的学生，每月总共支付给她们1２0比索。我母亲发现我们又瘦又饿。这天，我母亲带我们到一家圣地亚哥最好的咖啡店，我记得要了店里有的各种冰激凌，我们吃了个够。这个咖啡店名叫“拉努维奥拉”。当时正是芒果收获季节，我母亲买了一口袋托莱多芒果，这种芒果个小，但很好吃，我们一下子都吃完了。第二天，她把我们带回比兰老家。
不久前，我同我大姐安赫莉塔聊天时，我还责备我姐姐。责备会读书写字的她为什么不向父母亲告状，当时我太小，还不懂事。我从比兰的庄园来。比兰真是一个富裕的天堂，在比兰，我家里人要劝我们吃：“尝一尝这杂烩菜，尝一尝这肉，尝一尝这，尝一尝那”。我们整天不停地吃从商店买的或从家里食品储藏室里拿的各种零食，到饭桌上吃饭时，必须要强迫我们吃。我责备我姐姐说她应该向家里汇报我们在女教师家里的遭遇，我友好地批评她为什么不告状。她回答说：“实际情况是，她们不让我将写的信拿出去寄，把我写的信截留了。”
他们收你们每人40比索，这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了。
是的，当时――我记不起确切的时间了——他们家的状况有了好转。我们来自比兰的三人，每人40比索，共1２0比索，现在在任何第三世界国家都相当于３000美元。当时海地领事娶那位钢琴教师为妻。于是，情况有了明显好转。
女教师把钱攒了起来，甚至去美国旅游了一趟，去观看尼亚加拉大瀑布。她带回来一些小旗作纪念。真倒霉！我不知道化了多少时间听她不厌其烦地重复地谈论尼亚加拉大瀑布，谈来谈去这些话，同埃雷迪亚（Heredia）的《尼亚加拉颂》 差之甚远！她旅游回来后，我听她讲尼亚加拉大瀑布都听厌烦了。她不仅出去旅游，而且也买了家具，她是靠让我们挨饿挣来的钱买的家具。
到这里，我明白无误、坦率地向您讲述了这一切。这时，我们开始造反了。
你们起来造女教师的反？
当我的母亲把我们带回家，我们回到比兰后，我开始意识到他们的罪行，因为所有的人都意识到我们三人忍饥挨饿，我们终于回到日夜思念的老家，我们变成女教师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她经常到我们比兰家吃午饭，吃了还拿走米饭和鸡……我母亲把我们带回家时，还是上课时期，女教师还在比兰小学上课。我和拉蒙对她采取了第一次行动。
造反。
不是，不是造反。可以说，是第一次报复行动，或者说是复仇。报复行动是用弹弓将小石子弹到小学的屋顶上，由于屋顶是带槽的洋铁皮，石子弹上去会发出响声。傍晚，天色渐渐变黑。附近有一个面包房，我们躲在面包房炉子旁的劈柴堆后面。我们用番石榴树杈和橡皮筋做的弹弓将石子像连珠炮一样向小学屋顶上弹去，弹了大约有半小时，也许不到半小时，但是，在我看来，这已经是很伟大了。石子弹向屋顶的洋铁皮。当有一二粒石子掉下来时，总有二三粒石子在空中：我们使弹弓称得上是老手了。石子的声音淹没了住在小学里女教师可能发出的叫喊声。我们就这样报了仇！
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后来我父母又同女教师达成和解，再次把我送到圣地亚哥女教师家。我的命运不好。拉蒙留在比兰。他的哮喘病帮了他的忙。
是吗？
是的。但这次我不再挨饿了，丑事已经过去。但是，我继续浪费时间。我在她们家又浪费了好几个月时间，无所事事，还是自学数学表。第二年1月，她们送我进拉萨列小学一年级作为走读生读书。我一生第一次开始系统地上课。
当时马查多倒台后的过渡期已结束，巴蒂斯塔已采取行动，我还记得1935年3月那几天的大罢工。在我借住的家的对面的中学被军队占领，在那里我见到了军队对罢工者的凌辱。21年后，1956年11月30日，当我们从墨西哥出发乘船在红滩（Las Coloradas）登陆后，“七•二六运动” 的成员攻占了这所中学。
是这所中学吗？
是的。是这幢楼，但在巴蒂斯塔重新掌权后，它已不再是一所学校，而变成了一个兵营。1956年那里是警察营。在我读小学时，它还是一所中学，但是，后来变成了兵营或者警察营。当我在女教师家借住时，已有军人在那里进进出出，军队很可能已经占领学校。这幢楼得过奖。我知道，1956年11月30日，在弗兰克•派斯（Frank País） 东方省的“七•二六运动”组织的成员攻打了这一警察营。他们估计一下日子，决定在30日采取这一行动配合我们的登陆行动。但这一行动比我们的登陆要早两天。我们由于遇到风浪和《格拉玛号》游艇出了点问题，登陆行动被推迟了48小时，而他们的行动是在30日，因为他们估计我们会在那天登陆。我本来不想这两项行动同步进行，而是主张先登陆。
您对那些年代还有那些记忆？
在我进小学学习前，女教师的姐姐，那位钢琴教师同海地领事结婚。他们两人是令人喜欢的，是混血种人，法语讲得都很好。于是，一位新的角色海地领事路易斯•希帕特（Luis Hibert）进入了这个家庭。情况发生了变化。女教师家搬到旁边一幢比较好的房子，这幢房子不再漏雨，也比较宽敞。此外，由于家庭收入的增加，饥饿也减少。也许女教师工资能正常领取。她的姐姐嫁给了海地领事，而领事有一份工资。家里的伙食也有改善……
领事夫妇带我去教堂洗礼，因为大家都叫我“犹太人”，当时称还没有洗过礼的人为“犹太人”，这可能与反犹太的宗教偏见有关。
您那时还没有洗过礼吗？
没有。我是在满８岁后才洗礼的。因为我父亲的一位朋友，一位百万富翁要作我的教父，我一直等着他。牧师和我一致同意，过了８岁，就给我洗礼。我的兄弟姐妹都早已成为教子，但我直到８岁时才进行洗礼。原因是一直等着名叫菲德尔•皮诺•桑托斯（Fidel Pino Santos）的百万富翁当我的教父。我的名字就是来源于他，因此，我不能引以为荣。我是8月13日生的，而圣菲德尔•德西格马林亨（San Fidel de Sigmaringen） 的日子是4月24日。8月13日是圣伊波利托•卡西亚诺（San Hipólito Casiano）日。但是，他们还是给我起了个菲德尔的名字，因为我的那位要当我教父的富翁名叫菲德尔。这位菲德尔有时去我们在比兰农村的家。
那么，您真正的教父是那位海地领事了？
是的，是那位海地领事，他同女教师的姐姐，那位钢琴教师结了婚。他们两人是我的教父和教母。记得有一天，我的教父，那位海地领事带我去参观一艘很大的客轮《拉萨列号》，这是一艘远洋客轮，有两个烟囱，客轮像马蜂窝一样，装满了根据前面我同您谈到过的《劳动国有化法》被驱逐出境的海地人。我先是在老家看到住在大茅屋的海地人，我同他们一起吃烤老玉米，后来，又看到了装满豪华远洋客轮的海地人，他们被驱逐出境，他们将回国，将在自己国家海地经受更多的磨难。海地要比古巴更穷，他们将从一个大的磨难走向更大的磨难。
海地人是被驱逐出古巴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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