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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叛逆－政治气氛－马查多和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哈瓦那－贝伦中学
您的知识的形成是在两个不幸的时期：一个是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第一次独裁统治时期，另一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这一切毫无疑问都对我的成长产生影响，但是，对政治和革命力量的产生和发展影响特别大。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末，产生了著名的人民阵线。但是，我现在先不谈这些。
您在女教师家受到了什么教育？
她什么也没有教我，她什么课也没有给我上。也没有送我到学校去学习。把我放在那里，什么也不让我干。在她家里没有收音机。我惟一听到的是钢琴声：多，来，米，发，少，拉，西，巴，巴，巴。您想，每天听两小时这样的钢琴声，会是什么滋味？我本应成为音乐家。
女教师的姐姐，那位钢琴教师本来应该是教我小学课程的老师，但她什么课也没有给我上过。我从这段经历开始讲起，但现在不想铺开讲。如您愿意，以后我再详细对您讲。我对您说，我是自己一个人通过印在练习本红色封皮封底上的加、减、乘、除表自学学会加、减、乘、除的。我独自一人学习，背加、减、乘、除表，别的什么也没有学。因为她们什么也没有教我。所谓上课就是我自学练习本封底上的加、减、乘、除表。我在那里呆了两年，时间都浪费了。
您那么小，一定很想家。
家里人把我送到那里，但是我什么也没有学到。反而遭受许多磨难。甚至忍饥挨饿，当时我还不知道是饥饿，以为是胃口好。
难以置信。
发生了一些严重的事情。在那里我第一次造反，我那时很小，大约是8岁。但我已出门在外，我经历了两个阶段。
这样的经历，有没有使您失去了对您父母亲的爱？
没有。我对我父母亲一直是热爱的，起码对我的父亲和母亲是尊敬的。对我母亲更亲热一些，这是自然的，母亲总是对子女更亲近一些。
尽管他们让您在圣地亚哥住读。
住读？没有，还没有。我当时可以说是被流放，忍饥挨饿，把饥饿当作胃口好！
您把它归咎于谁？
我不能把它归咎于我父母，也不能归咎于任何人。说实话，在最初，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倒霉的事。我也搞不清楚是怎么会事，不能做出判断。我本来在比兰感到挺幸福的，突然，把我送到一个远离父母、远离家庭、远离我喜欢的农村的地方。我被迫忍受不是我亲人的人的不公正的待遇。
在那里您有小朋友同您一起玩耍吗？
有的，幸亏有。有一位名叫加夫列利托•帕劳（Gabrielito Palau）。他的父母是做买卖的，经济状况比较好，在小广场附近有一幢好房子。我和他以及其他小朋友一起在旁边的马路上玩耍。他很长时间，直到革命胜利后一直在电视台工作。现在仍在工作，我想，可能还在电视台。我有一段时间没有听到关于他的消息了。
此外，我在那里度日如年。很快，我厌倦了那里的生活，厌倦那个房子，厌倦那家人家，厌倦那里的规矩。我的反应犹如一个被追捕的小动物的本能的反应。
什么规矩？
那家人受的是法国人的教育。他们法语讲得很好，他们保持着细致的形式。所有的规矩，所有的形式，都要求我照着做。如说话时要细声细语，不能大声嚷嚷，不能说一句粗活。有时候，还用鞭子打我。如果我表现不好，就威胁我说，要送我进拉萨列学校住读，后来在我最后一年，我在该校读了一年级。我在那个人家浪费了两年时间。当时我的年龄，今天古巴的孩子可以升三年级。
总之，您是一个受到虐待的孩子。
反正是够受的。在头几个月，我的鞋子破了，还得自己缝补。有一次我不小心弄断了一根缝衣服的针，便遭到训斥。我穿的鞋子的鞋帮开帮了，我只好自己去缝补，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用细的线去补，因为没有别的线。这是我自己找的麻烦。我不会光脚走路，不得不自己补鞋。我不记得后来是如何解决这场争吵的。反正，后来争吵得到了解决。
当然，我不想夸大，我不是关在集中营。当时也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女教师的家庭比较穷，全靠她一人的工资维持。当时的政府常常拖欠教师的工资。有时要等三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能领到工资。这造成不安情绪和过分的自私自利。家庭每花一分钱都必须精打细算。
您说在那里忍饥挨饿？
是的，忍饥挨饿。在比兰我吃饭时，他们强迫我吃；在圣地亚哥，我特别爱吃饭。我突然发现，米饭是那么好吃，有时候他们家做米饭，米饭加一块红薯或一点肉末。我记不得曾吃过面包。但是，问题是在她们家共有六七个人要吃午饭和晚饭，如何解决吃饭问题？晚饭是由女教师的一位名叫科西塔的堂姐妹做好后拿到家里来的，科西塔（Cosita,西班牙语意为“小东西”――译注）非常胖。我不知道为什么称她为“小东西”，看来她是吃得最好的人。她在自己家里做饭，由一位姓马西亚尔的堂兄弟――他的名我忘了――把做好的米饭、芸豆、红薯或香蕉、偶尔难得还有一点肉末准时拿到女教师家里来。然后，再分给每个人。我记得我每次都用牙齿把叉子上的米饭舔得干干净净，一粒米粒都不剩。
既然在他们家那么不愉快，为什么后来您的哥哥拉蒙也到他们家去了？
有一天，拉蒙到圣地亚哥来，我记不得是来干什么，他带了一个装硬币的皮做的小钱包，口袋里装了一些20分的比塞他，10分的雷亚尔和5分和1分的硬币。当时，一根冰棍是1分钱，一块粗糖做的椰子糖也是1分钱。我常常羡慕其他小孩――孩子们一般都比较自私――，因为尽管邻居家也很穷，但他们的孩子总还是有一二三分零花钱。但是，我所在的人家，她们用法国的方式来教育我，对我说，要东西是缺乏教养。孩子们知道我必须遵循这一规矩，当他们有人买冰棍或椰子糖吃的时候，如果我找他们要一点，他们就会向女教师或她的姐姐告我的状。
我记得一天，我向女教师的姐姐――她是一个好人，但很穷――要一分钱。我忘不了她恼怒地拒绝给我一分钱，并大声吼道：“我已经借给你8角2分钱”。这是真的。她再也不借给我一分钱，我也没敢再向她要钱。
当几个月后拉蒙来时，他带来的装满硬币的小钱包，当时在我看来，似乎是一大笔财富，它意味着可以买许多椰子糖糕和冰棍。因此，我们吵着要他留下。但是，实际上，他留下来后，日子更苦，因为又多一人吃饭，而饭菜的量还是同原来一样。
后来，我意识到我们的处境。这大约在一年之后。有一天，我的父母亲也发现了这一情况。
您的父母亲不知道你们的处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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