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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我尽自己所能约见了耶鲁大学不少教授和学生，尤其是那位犹太学生，他在《耶鲁日报》上发表文章称“因为撞机事件要美国人向中国道歉，就像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要波兰向德国道歉一般荒唐”，我耐心做他们的工作，并著文阐述问题的实质和中国的立场，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效果。我的文章《蜘蛛与飞鸟的故事》后来还刊登在多维新闻网(Chinesenewsnet.com)上。¾与他们交流，才知我们如此义愤填膺之事，他们却大放厥词的缘故。在他们看来，这件事发生在公海，是我们的飞机撞击他们执行任务(至于任务的性质他们并不在乎)的飞机，而且不¾撞，一撞就栽下来；待提醒他们是间谍飞机时，他们认为各国完全有权针对他国搞侦察，就像冷战期间美国¾常与苏联玩“老鼠抓猫”的游戏那样。说起干涉内政，质问美怎么将我国台湾问题立法，他们则说欢Ó中国干涉美内政，不在乎中国也弄个与夏威夷或加州关系法——一副强者心态。当然，中美两国的文化差异为理解“道歉”这一简单的词设置了障°。撞机事件期间，许多美国人还反对 “Made in China”。殊不知，他们中许多人的饭碗就与 “Made in China”联系在一起。 因为有那么多的“Made in China”，他们才能享受清新的空气，拿到数十倍于中国人的薪水
撞机事件之外，“高瞻事件”也对美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产生了不利影响。普通美国人，尤其是从未来过中国的美国人，对中国偏见颇多。偏见往往源自无知。许多美国人还是在北京获得奥运会举办权后才知道中国的首都是北京。不论议员也好，民众也罢，总是以美国的思维方式、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尤其是以他们的心态来剪裁中国、攻击中国。对此，我心里总不是滋味儿。不断约见一些发表对中国误解颇深的言论的人，但毕竟寡不敌众。
在政治上，印度人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地位要高于中国人。美国总是称，“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无奈印度人说的英语再难懂，老美听起来也没有问题，认同感自然也高。在5月份的耶鲁“世界文化万花筒”节目中，有三个印度节目，而没有一个中国的，真为中华文化鸣不平。
到美国不久我即参加了“结束与古巴的冷战”研讨会，才知道美国共产党的情况。还是19世纪的形象，怎么赶得上21世纪的知识¾济时代？他们只能成为反全球化勇士，而非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反对布什当总统结果也是枉然。
当然，中国人的美国观也徘徊在理解与误解之间；说美国对中国的误解与无知，中国也免不了干系。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我们的美国概念是·译来的，夹杂着芜杂的好莱坞的喧嚣和麦当劳的气息。
就说我们是如何学习美国的语言——英语的吧。
¾常听说“学习一种外语是学习一种文化，学习外国人如何思考的，因为这决定了他们如何表达自己”。美国之行让我真正体会到了这一点。我们一天到晚对美国讲主权(sovereignty)，多数美国百姓却不知sovereignty为何物也；而在美国妇孺皆知的词“shoulder”，我做梦都没想到是指街边紧急停车处，··《英汉大辞典》，释义的最后一项才提及，一般字典更未收录此意；“What a big deal!”如此简单的一句话我却从未听说过。因语言障°，误解也就在所难免。
我们的英语老师大部分从未出国——出国也只是短暂的访问进修，大多为外语系毕业，注重的是文学和语法，莎士比亚、狄更斯之类的，课上纠缠于解剖句子，教学方式死板，这样又如何能将英语学活？现在明白为什么老美讲话¾常博得听众莫名其妙的笑声，因为他们用表情讲英语。这也是我们的同学用流利的英语提问而以英语为母语的老外¾常不知所云的Ô因。为什么？很简单，老外不是那么说的！美国学生看起来讲得结结巴巴，人家却听得津津有味，话说得很活，甚至不合语法，但符合习惯，符合人们的思维习惯。难怪他们口不离“ you know”，“wa！”
更出人意料的是2000年9月，我去纽约华伦道夫饭店前Ó接½泽民主席出席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打车至饭店，与想象的场面更离谱了，美国如此简单！并未发现戒备É严的情景。一百多名各国首脑入住，只有少数安全保卫人员在门口。进门小解，却无人阻拦，出来时还邂逅了吴晓莉。于是喊“晓莉！”竟然讨来她一张名片。等待主席到来时，有境外反华势力示威，警察站在一边笑，只要不出事，从不干涉。抬头一看，阳台与屋顶上却埋伏有狙击手。真是外紧内松呀。“9·11”事件一发生，我便意识到这是开放社会又一敌人在作祟。眼前又浮现出华盛顿朝战纪念碑旁一句广为美国人引用的话：“Freedom is not free!”
用中国人的鼻子呼吸美国，有惊喜，也有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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