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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外交领域的美国爱国主义也是很实用主义的；敌人或对手的角色转换充分体现了美国的实用主义如何包装其爱国主义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曾写道：
19世纪晚期，美国把德国看成是值得效仿的先进法制国家。但是，在“一战”爆发前十年中，随着两国关系的恶化，美国对德国的看法改变了。直到1917年4月美国对德国宣战时，美国才不得不承认德国比它的欧洲对手更加专制好战。同样，20世纪30年代晚期，许多美国人把苏联看成魔鬼国家，部分Ô因是由于斯大林在国内实施清洗政策以及他在1939年与纳粹德国签订臭名昭著的互不侵犯条约。可是，当美国在40年代末期与苏联联合抗击德意志第三帝国时，美国政府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公关运动，以清理这一美国新盟国的形象，使其符合自由主义理念。苏联此时已被描绘成最民主的国家（proto-democracy），斯大林也成了“约瑟夫大叔”（Uncle Joe）。①
再回到耶鲁折射的美国精神话题。耶鲁大学是以一位名叫耶鲁的出资人命名的，但其标志不是耶鲁的雕塑，而是内É · 黑尔这一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英雄，耶鲁大学1773级学生。他的故事已载入中学英语课本。“我唯一遗憾的是，我只有一次生命贡献给我的祖国”，便是他当年被英军处以绞刑前所留下的名言。据说美国中央情报局（CIA）门前也以这位美国间谍之父作为门神。对此，耶鲁大不以为然。
耶鲁的标志是美国爱国主义精神的一个写照。耶鲁的校训“For God, For Country, For Yale”折射出典型美国人的信念——爱上帝，爱美国，爱自己，大概这就是美国版本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确，宗教情结、爱国主义和个人主义塑造了美国人的灵魂——上帝高于国家，个人优于国家又服务于国家。
走在美国大街上，¾常看到高悬的国旗，节假日更是如此，有的商店门口也插满了国旗。广场、道路交汇处，总能见到高高飘扬的星条旗。美国的爱国主义充分体现在其自豪感上。
赵汀阳先生指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思想框架是人（主体）在‘看’世界，在这个知识论框架中，凡是主观性所‘化’不进来的东西就是绝对在外的超越存在，这种绝对逃逸在外而绝对异质的东西只有两种：上帝和他人。于是，上帝被指定为万物之源，而他人特别是异教徒就被认定为死敌。承认超越存在的理论后果就是宗教以及与人为敌的政治理论。中国的思想假定的是，对于任何他者，都存在着某种方法能够将它化为和谐的存在；或者说，任何不和的关系都可以化成和谐的关系，任何在外的存在都可以是‘化’的对象而绝不是要征服的对象”①。这样，西方政治话语首先思考的是“Who are you?”也就是身份问题，区分和制造敌友，探询“我们”（us）和“他者”(others)是一种割裂的世界观；而中国政治观思考的前提是“Who are we?”，最终得出四海一家的概念，产生天下和谐的世界观。
这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影响到中美间的相互认知和两国关系。先说美国人对中国的认知。
美国人的中国观，总是徘徊在有识与无知之间。
在美国的日子，不仅加深了我对美国的认识，也为我更好地认识自己的祖国、了解美国的中国观、认识中美关系的复杂性，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2000年的总统竞选是近年来中国第一次没有作为把子受到各候选人的攻击，其竞选历程的戏剧性也开创了美国总统选举以法院裁判总统Ë属的先例。这对于我了解美国政治制度运作及对其中美关系影响，无疑提供了极好的素材。
小布什政府上台以来，中美间政治天气晴转多云，尤其是2001年4月1日又发生了南海上空撞机事件，两国关系大大倒退。期间美国各界对中美关系、中国社会文化的关注为近十年来所罕见。对于普通美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的、两国人民间如何克服相互认知差距、¾贸关系如何为两国政治关系奠定基础的等等问题，这场外交危机为解决这些谜团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素材与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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