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基新传》 节选（三）
《卡内基新传》 纽约和华尔街的凶恶商人(4)

    虚荣心最终促使了合并意向的达成。现在，卡内基开始着手处理一件困难的事情：说服中央交通公司董事会的那些不情愿的执行官，让他们相信普尔曼欺骗性地使用了他们的设计专利来制造自己的汽车。最后，人们达成了补偿交易，到1871年托马斯·A·斯科特、G·M·普尔曼和安德鲁·卡内基成为了三名新主管。“在1873年金融恐慌被迫出售股份前，我相信我一直都是普尔曼公司的最大股东。”15卡内基“恰巧”在圣尼古拉的楼梯间碰到了普尔曼，并将他的名字和公司与最著名的公共服务联系在了一起。

    卡内基总是围绕在他所谓的“教育性影响”下，而两个对其影响最大的人就是文森祖·伯塔教授和他的夫人了。安妮·伯塔在其位于默里山的房子里主持了一个沙龙，几十年来，“她在纽约的艺术界和文学界中有着广泛而又谦虚的影响力。”正是在这里卡内基遇到了来自大西洋两岸当时最著名的文学家。伯塔教授是纽约大学的意大利文学教授，是研究但丁作品的专家；安妮是一个诗人，她对埃德加·艾伦·坡、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以及华盛顿·欧文等人的评价让卡内基感到十分开心，因为这一切使他远离了火车车厢以及生铁这些工作上让人烦心的事情。伯塔夫妇将卡内基看作是他们的一个“大发现”，但实际上卡内基从他们身上学到的远比他们在卡内基身上学到的多。

    伯塔夫妇的沙龙聚会和由帕尔默夫妇组织的19世纪俱乐部使卡内基收获颇丰，安妮·伯塔授予了卡内基俱乐部会员的资格，而卡内基也深深陷入了研究法国思想家奥古斯特·孔德的（1798—1857年）热情之中。奥古斯特·孔德被认为是社会学（研究人类社会结构和功能的学科）的创始人，推崇自己的“实证主义”和“全民政治”。而一般的科学家都是监督人类向共同的好的目标发展，特别是在安妮·伯塔那里，卡内基读到了由英国铁路工程师转变成为哲学家的赫伯特·斯潘塞（1820—1903年）的著作，卡内基仔细研读了斯潘塞的《第一原则》（1862年）和《教育》（1861年），并且将斯潘塞的许多观念都融入了自己的生活中，特别是“适者生存”（《生物学原理》，1864—1867年）理论和“教育是塑造人性的最主要因素”（《社会统计学》，1850年）观点。虽然安妮·伯塔的年龄是卡内基的两倍，但在那个时期，安妮·伯塔成为对卡内基有重要影响的女性之一。那时，安妮·伯塔是卡内基的“精神导师”，给予了卡内基的母亲所不能给予他的精神上的指导。18在伯塔夫妇的帮助下，卡内基能够通过与查尔斯·金斯利、詹姆斯·安东尼·弗劳德以及马修·阿诺德等人的交往来平衡地处理与华尔街凶恶商人之间的生意了，而这些人对卡内基以后的生活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19世纪70年代初，卡内基一直都忙于自己的卧车、石油、钢铁、电报、桥梁建造以及铁路等事务中，偶尔还掺杂着债券、股票、参股等事情。除此之外，他还和他的朋友麦坎德利斯家族进行了地产投资，和罗伯特·皮特凯恩进行煤矿投资。现在，卡内基每年的收入已经超过了100000美元。然而，并非事事顺利。1872年3月，卡内基、斯科特以及汤姆森经过投票表决被踢出了联合太平洋铁路董事会，因为其他的董事成员认为这三个人之间有内部交易——将自己用特权买到的股份高价卖出从而获利。和一贯作风一样，卡内基后来说自己没有进行过任何私下交易，完全是无辜的，并且谴责斯科特出售股份。实际上，卡内基和其他两个人一样，都出售了股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