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基新传》 节选（一）
《卡内基新传》 激进主义之树(3)

    从政治上来说，威廉·卡内基是在其父亲和朋友的苏格兰工人阶级极端派的影响下长大的，他们相信在政治和宗教领导方面，每个人都有发言权，并且他们还支持一个对社会和政治进行大体的、本质的改革。虽然其父亲能够在公众面前慷慨陈词，但威廉却很不情愿在众人面前发表言论。然而，尽管在表达愤怒方面威廉的反应并不强烈，但如果他自己所坚持的原则被人们忽视，威廉还是会勇敢地大声说出来。作为公众集会的定期参与者，威廉因一个偶然的机会把他年幼的儿子安德鲁带去听了约翰·布赖特的演讲，正是这次演讲激发了安德鲁对演讲职业的终生崇拜。

    安德鲁·卡内基的自传中的一则小故事有助于人们对威廉·卡内基有所了解。在儿子出生后，威廉参加了在邓弗姆林分离者长老教堂举行的一个礼拜仪式。那天，牧师的布道是有关婴儿诅咒的，牧师对儿童明确诅咒的潜在加尔文主义言论和儿童的罪恶必遭地狱之火惩罚方面的言论激怒了威廉。于是，威廉做出了与他性格不符的事情，他从长凳上站起来说道：“如果这就是你们的宗教和上帝的话，那么我将另寻宗教和一个更高尚的上帝。”17从那以后，威廉·卡内基再也没有去过教堂。

    和正直寡言的威廉·卡内基不同，他的妻子玛格丽特对自身利益重要的方面非常坚决和执著。在婚姻中，玛格丽特一直都把自己丈夫的需求放在第一位，是一个贤惠的苏格兰妻子。按照苏格兰低地的说法，她是一个“整洁”、“精打细算”并且非常热心于“执行主妇职责”的妻子。在儿子安德鲁的一生当中，玛格丽特一直都是他成功背后最大的推动力。

    安德鲁·卡内基的第三大重要影响来自于他的祖父汤姆·莫里森。和苏格兰低地的卡内基家族不同，莫里森家族来自高地，其祖先是刘易斯的赫布里底岛的古诺斯居民。和其他部落一样，该部落也因为内部的长期不合而导致分裂。汤姆·莫里森的直系家族于18世纪中叶在爱丁堡停留下来，成为皮革工人。汤姆继承了其父亲的皮革生意，并且和一个爱丁堡商人的女儿安·霍奇结婚。约翰·帕蒂森在1935年描写了莫里森一家是如何保留了中下层家庭的特性以及在爱丁堡建立起坚固家庭的。18然而，由于汤姆·莫里森做出了一些不利的投资，生意失败了，安·莫里森结婚时带来的陪嫁财产也全部赔了进去，他们不得不搬到邓弗姆林，在那里汤姆做起了鞋匠。

    也许是因为遭受到自己失败的打击和失去地位的耻辱，汤姆·莫里森开始追随19世纪初期在邓弗姆林十分流行的极端主义，并成为倾向于基层政治（非暴力的）行为的极端主义分子之一。后来该政治倾向发展成为宪章运动的先驱——宪章运动开始于1837年，是工人阶级政治力量的延伸。

    1814年，汤姆的妻子安去世，汤姆·莫里森遭受到沉重打击，但家庭和工厂的需要并没有阻止他在法夫城镇和乡村里宣传极端主义事业。只要保守党的首相利物浦的伯爵——乔治·坎宁或者辉格党下院议员在法夫进行政治集会，汤姆·莫里森便会去与之进行激烈的辩论。在那段时间里，莫里森的笔和嘴动得一样勤快，不断推动工人阶级的改革事业向前发展。1827年左右，汤姆·莫里森将邓弗姆林的技术工人集合起来，成立了一个名为“政治联盟”的小组，并以其口号“知识、联盟和友善”而自豪。汤姆·莫里森和其他煽动者成为压力的一部分，最终在这种压力的驱动下，改革法案于1832年通过。这样，中产阶级就有了投票权。

    汤姆·莫里森是英格兰评论家和政治家威廉·科贝特的朋友和支持者。科贝特于1802年创建了每周出版的《科贝特政治记录》，汤姆·莫里森时常会给《科贝特政治记录》投稿。对于其祖父的文章出现在《科贝特政治记录》中，并且受到了科贝特的欣赏这一点，安德鲁·卡内基感到十分自豪。特别是在莫里森有关苏格兰学校技术教育需求的论文上，科贝特赞扬道：“这是我一生中所接受到的最好的交流”19，安德鲁·卡内基对此感到尤为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