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正日时代
金正日主动提出访华(1)

    中国是现存的四个社会主义国家之中最大、最有影响的国家，是朝鲜一江之隔的近邻。

    在金日成时代，虽然朝鲜与中国的关系有过曲折，可是就总体而言，中朝关系是友好的，是密切的，甚至是兄弟般的。尤其是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中国与朝鲜结成了用鲜血凝成的友谊。几十年来，金日成与中国几代领导人都有着不错的友谊。金日成曾经39次访问中国，这便是明证。

    在金日成去世之后，金正日接班。人们关注着金正日对中国的态度。

    除了小时候金正日曾经在中国生活过，在他踏上朝鲜政坛之后，只在1983年随着父亲金日成访问过中国。那一次，金日成带着金正日来到中国，有意把自己的接班人介绍给中国领导人。金正日见到了邓小平。

    此后，金正日一直没有访问过中国。

    在金日成晚年，中朝关系一度不愉快，原因是中国与韩国建交。

    据钱其琛在《外交十记》一书中回忆，1991年11月，他到汉城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第三届部长级会议，即感受到韩国的热情；而韩国总统卢泰愚也单独会见钱其琛，向他表达与中方实现建交的愿望。

    钱其琛说，他能出席汉城第三届亚太经合组织会议部长级会议，韩方帮了很大忙。当时中国曾与韩国达成一项协议，即“在汉城的台方人员不能参加第三届部长级会议的活动”，韩方信守承诺，包括总统欢迎宴在内，都没有安排在汉城的台方人员参加。

    钱其琛说，从汉城开完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回来后，我们着手研究与韩国建交的问题。当时，韩国卢泰愚总统的任期只剩下一年，急于与中国建交，以在任期内实现他就任之初提出的北方政策的目标。从半岛形势来看，南北双方已同时加入了联合国，还经常一起参加国际会议和体育比赛。国际上，与朝鲜和韩国同时建交的国家已超过100个。中国与韩国建交的条件可以说基本成熟。

    不过，中韩建交谈判非常敏感，一是涉及朝鲜，二是涉及台湾，所以这一谈判最初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进行。

    1992年4月，亚太经社理事会第48届年会在北京举行，韩国外交部长李相玉前来参加。他是第47届年会的主席，按照国际上的习惯做法，钱其琛在钓鱼台国宾馆与他举行了会谈，并设宴招待。在这次会谈中，双方除了就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外，钱其琛单独和李相玉谈了中韩关系问题。钱其琛告诉他，中韩双方可以先建立联系渠道，就两国关系问题进行接触。李相玉当即表示同意。双方商定任命副部级的首席代表和大使级的副代表，由副代表率领工作班子，尽早在北京和汉城开始会面商谈。这次外长会谈后，中韩双方很快任命了首席代表和副代表，中方首席代表为副外长徐敦信，韩方是外务次官卢昌熹。双方的工作班子分别由中方的张瑞杰大使和韩方的权丙铉大使牵头，各有六七个人。5月开始商谈，为了保密，韩方建议先在北京举行，说在汉城耳目太多，难免会泄露出去。

    权丙铉回忆说，为了掩人耳目，他在1992年年初就借口父亲生病，离开了工作岗位。而和他一起负责谈判事务的外交通商部东北亚局局长申正性则托病辞去了职务。权丙铉说，他和申正性随后躲到了一个由情报部门准备的秘密场所，开始准备谈判资料。当年5月，他们准备前往中国进行首轮建交谈判时，权丙铉的妻子在给他准备行装的时候问他要去什么地方，那儿的天气是冷还是热，但权丙铉只能缄口不语。妻子对此十分生气，最后干脆给他准备了冬夏两套衣服。参加谈判的韩方人员分别取道香港、东京和上海前往北京。

    第一次接触安排在钓鱼台宾馆14号楼。这座楼比较僻静，不易被外界发觉。韩方人员是分头经第三地来京的，住下后连楼门也不出。

    中韩建交谈判在北京进展迅速。

    这时，中方考虑到中朝多年的友谊，在中韩正式建交之前要向朝鲜方面通报。

    1992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前往平壤参加金日成主席80寿辰庆祝活动时，受中共中央委托，告诉金日成主席，中方正在考虑与韩国建交问题，同时强调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朝鲜的统一事业。金日成主席听后表示，现在朝鲜半岛处于微妙时期，希望中国能协调中韩关系和朝美关系，请中方再多作考虑。

    1992年六七月间，钱其琛陪同杨尚昆主席到非洲访问，7月12日回到北京，江泽民总书记到人民大会堂来迎接。欢迎仪式结束后，江泽民把杨尚昆和钱其琛留了下来，专门商谈了中韩建交的事情。江泽民说，经反复权衡，为最大限度地体现对朝方的尊重，中央决定让钱其琛去平壤一趟，面见金日成主席，转达他的口信，通报我们决定同韩国建交的立场。

    时间紧迫，不容迟疑，在征得朝方同意后，三天之后，钱其琛就乘空军专机前往平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