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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来想去，只有每次给我送信那个女同事和我还不错，每次吴羽飞给我寄来的小礼物：比如夹在信封里的全国各地风景照，北京的红叶，云南的蝴蝶标本，信封上的邮票啊，很多都友情给了她。
她正好也在郁闷，因为她也抽到“值班”，是我下一班也就是四五六值班，不过我一找她换，马上她就开出条件了：我值四天，她值三天才肯和我换。
真是的，前三天半和后三天半不都是三天半吗？
把值班的事情处理好以后，接下来的几天，我每天都在和那个7排24k电话，有时候下班后一起去看看电影，只是看电影的时候我不敢再表现我的预言能力了，每次她问后面呢？后面呢的时候，我就摇摇头装小儿麻痹症。
到三十号那天下午，我去中国移动为手机充够了钱，然后打电话告诉我妈，这个五一又要加班了，而且睡公司不回家了，如果有事就打我手机。
然后我就马上陪着我妈一起声讨这万恶的资本主义公司，她每牢骚一句，怎么怎么剥削人那，
我就说“就是就是”
还是不是社会主义啊？
我又说“就是就是”。
声讨了好一会，我妈累了，于是就表达了一下对我的关心，要我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
我说，行，对了，妈，四号是你的生日，我回去给你这五四青年过一个好好的生日。
五四青年节是我妈生日，我觉得我妈能永葆青春也是这个原因。
电话里都听得出我妈乐开花了，说，我还五四青年呢，都更年期了。
我又加了句让我妈更加开花的话，不，妈，你在我心中永远是十八岁。
不过我妈开花归开花，革命的警惕性还没有散失，冷静地指出我一个错误，你这臭小子怎么知道你妈十八岁怎么样？
我有点郁闷地想，人生着大脑是干吗用的？还不是为了想象啊，这老太太。
就这样，我又一次善良地欺骗了我善良的妈咪，然后在四月三十号的日落时分踏上了那趟西去的k11次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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