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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并没有摧毁一切。相反，在1967年的左倾极端主义风暴之后，一种隐形的小布尔乔亚文化在上海西区悄然流行。沉默了很久的钢琴声和小提琴声再度响起，它们散布在一些法国、西班牙和德国式的住宅间，在太平洋季风中微弱而断续地传送着，宣示了西方意识形态的卷土重来。
“文革”中掌权的新兴掌权者忽略了这个信号。在实现了权力角逐的目标之后，毛泽东和他的助手着手建立新经济文化秩序。商店开始营业，学校开始复课。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子女们从严酷的冬天里重新复苏，他们的脸上再现了希望的笑容。在1969年到1976年间，音乐成为它们寻找出路的唯一途径。由于江青在样板戏实验中加入了西洋乐器，一些专业文艺演出团体也急需输血来提升其演出质量，掌握演奏技术的“资产阶级子女”被重新启用。在纯洁的革命文化与肮脏的反动文化之间，出现了秘密的妥协。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我七岁开始学习钢琴，却对这个乐器没有任何兴趣。在无数次挨打和眼泪滴落在键盘上之后，母亲对我开始大失所望。“文革”的到来，进一步粉碎了她希望我成为音乐家的打算。我重新触摸钢琴，是在几年后的一个周日。在经历了漫长而潮湿的雨季之后，阳光第一次明媚地在空气里流动。潮气开始蒸发，肿胀的门框和湿漉漉的墙壁都在恢复原形。一种难得的喜悦在树丛和红色的屋顶间流淌。所有的邻居都开始了大扫除行动，把潮湿的被褥和衣服晾晒到太阳下面。母亲给我的任务是给钢琴打蜡。我用地板蜡擦拭着那架老式的直钢丝琴，看着深棕色琴身逐渐发亮，忽然有了一种弹奏的冲动。
我用僵硬的手指开始了哈农的指法练习。这是唯一没有资产阶级色彩的西方“音乐”。琴声有些发闷，但很动人，像一个沉默了很久之后突然开口说话的老人。我心中产生了某种难以言喻的感动。阳光和景色竟是如此的敞亮，琴声在其中飘飞，一直传递到了很遥远的地方。我知道有许多人在倾听。爱轻轻掠过了他们。他们感到生活里这个细微的变化。
手指就这样解放了音乐。
从此我开始了一种疯狂的钢琴练习。在没有任何老师指导的情况下，以“野路子”的方式，探查着隐藏在音乐里的秘密。这场手指的骚动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中学时代我还尝试着写词和作曲，幻想有朝一日成为指挥家。上海音乐学院就在我家附近。“文革”后期，它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我时常在它的高墙外徘徊，倾听着混杂在一起的钢琴声和“啊，啊，啊”的练习音阶的歌声，渴望成为其中的一个成员。一些同学先后被军队文工团招走，成为身穿四袋军装（当时是军官身份的一种简陋标志）的特种“文艺兵”，迈向这个社会最值得夸耀的阶层。而我一直在它的外面徘徊。这个梦的破灭是我童年遭受的最沉重的打击。我是音乐的永久的囚徒。
在中学时代，学校里出现了隐秘的文艺崇拜思潮。这是一种小布尔乔亚式的情调。在参加学校的日常政治洗脑之后，一些学生聚集起来，举办家庭音乐会，演奏革命音乐和资产阶级作品，参加的乐器包括钢琴、小提琴、大提琴、黑管和长笛。有时则只有一架钢琴和一把小提琴。没有人去检举我们的地下俱乐部。
这种艺术思潮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它内在地塑造了“文革”后期上海西区的流行时尚。受过良好教育的漂亮的女孩子，多身穿灰色瘦腰军装，脚踏北京的黑色灯心绒平底步鞋，走路时脚尖外撇，上身微微前倾，这是军队舞蹈演员的最常见的职业姿势和扮相。另一种更简洁的时尚，就是走在街上独自行走，手里提着小提琴盒（里面很可能是空的）。这几乎成了当时好孩子的主要识别标记。艺术的面容透过这些黑色盒子，露出了经久不息的微笑。
寒冷而潮湿的冬天来临时，我的两手就长满了冻疮。这种皮肤病像蛔虫病一样，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广泛的群众运动。由于贫困和营养不良，大家都红肿着双手，然后看着它们逐渐破裂和溃烂，直到春天来临才慢慢痊愈。人人都把手藏在口袋里，看起来就像是要掩盖起一件犯罪事实。而对我来说，冻疮是比蛔虫更加讨厌的灾难，它使我几乎无法继续在钢琴上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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