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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半导体出现了，我又开始买晶体管来安装单管机，后来又逐级升到四管机。牛庄路跳蚤市场和襄阳路旧货商店里到处晃动着科技群众的身影。那时，几乎每个男孩都购置了电烙铁，家家弥漫着焊锡与松香的混合气味。我的那个黑白镶嵌的塑料壳子里更换了多次等级，但依然品质恶劣，只能收听一个电台。除了本地国家播音员的声色俱厉的社论，就是样板戏的高亢歌唱。最后在被不慎摔了一次之后，它就永久地沉默了。后来从太原路搬家，我毫不怜惜地把它扔进垃圾箱，像扔掉一个可耻的记忆。
但许多人成功地成为半导体群众运动的高手。我的一个同学做了一台七管机，居然可以收听短波。这个伟大的科技奇迹曾经令我们激动得浑身发抖。世界一不留神，向我们开启了一道秘门。我们开始集体偷听“敌台”，冒着巨大的危险。美国之音、莫斯科广播电台、澳大利亚国家广播电台和“中华民国”电台，是我们光顾最多的地点。
我们把门窗紧闭，拉上简陋的窗帘，神色紧张地从太空的杂音中辨认那些来自外界的只言片语。台湾电台最为奇怪，每一次都在新闻后进行特工寻呼，说着古怪的联络暗语，它们是一些四个一组的数字，令我们的窃听行为变得更加可怖，仿佛那些指令就是对准我们中的某个人发出的一样。我们有时也会互相猜疑和打量，看周围有谁长得更像那个被呼叫的特务。
我无法形容电波对我们这代人成长的古怪意义。它是我们与世界进行现时态联系的唯一通道。毛泽东被指斥为独裁者，而我们拥戴的革命遭到否决。国家的正义面容逐渐变得可疑起来。是的，电波从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修理了我的信仰，它轻微地掠过耳朵和皮肤，在心灵深处留下阴险的伤痕。
这场战战兢兢的窃听运动遍及了整个中国，成为半导体群众运动的最富戏剧性的后果，它是极权制度下最初的自我解冻游戏。但许多人为此付出了可怕的代价。一个我们附近的“偷听小组”遭到检举，五个人全部进了监狱，其中最小的只有12岁。而为首的也只有16岁，却被判了一个“死缓”，最后死在江苏劳改营里。他那个容貌秀丽、令所有男生都垂延三尺的小姐姐，后来嫁给了一个警察，据说是为了复仇。有一天警察得急病死了，我们大家都坚信那是个美丽的阴谋。我们至今都守口如瓶。
“文革”后期我进入中学，在科学上终于有了点细小的进步。我加入学校的天文学小组，开始投身于天文学研究。我的老师是这方面的天才，他每个周末给我们上课，讲解天文学历史，从赤道到黄道，从托勒密体系到哥白尼体系，从天体物理学到地球物理学。我总是被他所描述的世界弄得心潮澎湃。银河与恒星散发出的魔法力量征服了我，纯真的灵魂听到了上天的召唤。
我们每周轮流值班，爬上大楼顶部，用一架1935年的德制天文望远镜观测月球和流星，并在记录表上写下结果。宇宙的美丽和令我心驰神往。暑假里的那些夏夜，天体呈现着神秘的阔大景象，它在头顶上缓慢旋转，星光灿烂。一个圆号在远处什么地方柔和而悠扬地吹响，仿佛是一种奇妙的天籁。流星掉下来时，我一直渴望接住它，就像接住透明的雨滴。
我掌握着通往大楼顶部的铁门钥匙。这是一个隐秘的私人国度。在中学时代，上顶楼看天成了最开心的日子。天体美学启蒙了我的精神，我阅读康德与恩格斯的著作，被那些美妙的天体结构弄得心旷神怡，指望能从望远镜里看见宇宙生生死死的脉动，它超越了国家提供的精神边界，展示出宇宙法则的细小一角。微弱的光线越过透镜，抵达了宇宙的内部。我感到我的灵魂已经被悬挂在那里的某棵树上，像一件印满了星辰的布衫。
我们有时也把望远镜放低，去偷窥远处人家的窗口。光学透镜的原理改变了观察人生的方式。我们看到的是一些被倒置的图像：一个女人穿着睡衣颠倒着在房间里行走，昏黄的灯光勾勒出了模糊不清的身影。我被一种青春期的想象逼得脸上发烧，心脏狂跳，仿佛看见了最激动人心的场面，而其实我什么也没有看见。但有一次我终于看见了件奇怪的事情，一个男人从汾阳路口五层楼的公寓上爬出窗口。他站在上面很久，好像一直在犹豫。最后他掉了下去。远处的大街上很快响起了警车的声音。一个人在我的镜头里活生生死去。城市戏剧拉上了悲惨的一幕。
经过一场乱糟糟的中学毕业典礼，我结束了我的童年，就像结束一个灿烂的噩梦。我进了一家工厂的技校，在那里学习钳工的技能，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就在那里，一年后，大街上传来了毛泽东的哀乐。在阳光底下，有人在号啕大哭，有人则在静观。人民表情复杂地眺望着未来。我知道，一个喧嚣的时代正在动身离去。
2001年10月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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