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西汉末帝与王莽(1)

    初始元年（公元8年）十二月，西汉外戚、“宰衡”大臣王莽，凭借自己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实力，乘刘氏统治摇摇欲坠的时候，废孺子婴为皇帝，夺取了西汉政权，改国号为“新”，改这月为始建国元年的岁首，从此，便开始了他的所谓“建国”而实行“改制”了。

    母后干政，外戚擅权，曾是中国封建社会司空见惯的政治现象，也是西汉王朝二百一十年历史的重要特色之一。到了平帝刘衎和孺子婴年代，他们已成了外戚权贵王莽手中任意摆弄的傀儡了。

    在平帝刘衎来到人世间以前，大汉帝国的繁荣局面已变成当权者们神往的回忆。而现实提供给人们的，却是江河日下、黄昏届临的一片衰颓景象。土地兼并剧烈发展，封建剥削日益严重，刑罚苛暴与日俱增，劳动人民的处境每况愈下，统治阶级更加没落腐朽。汉王朝的统治已经走到穷途末路，地主阶级把继续维护封建统治的希望寄托于一次改朝换代的“受天明命”，而王莽的所作所为很容易被视为挽救社会秩序的救主。

    新帝·王莽农民负担十分繁重，除交付重额田租外，还负担徭役。按照规定，每个成年男子每年要为封建国家服役一个月，一生服兵役两年。由于贵族、官僚等势宦之家都享有免役的特权，而豪强地主和富商大贾又可以通过入粟、入钱买爵而得到免役的权力。即使一般中小地主也可以交纳更赋而逃脱徭役。这样汉代的徭役实际上就都落到了贫苦农民身上。到哀帝时期，农民的痛苦更进一步加深了。以诸王、列侯、外戚、公卿官僚为代表的上层统治阶级，凭借权势，竞相奢侈享受。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司隶校尉鲍宣在一篇上疏中描述了农民“七死”、“七亡”的苦难境遇：

    “凡民有七亡：阴阳不和，水旱为灾，一亡也；县官重责，更赋租税，二亡也；贪吏并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蚕食无厌，四亡也；苛吏徭役，失农桑时，五亡也；部落鼓鸣，男女遮迣，六亡也；盗贼劫掠，取民财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殴杀，一死也；治狱深刻，二死也；冤陷无辜，三死也；盗贼横发，四死也；怨仇相残，五死也；岁恶饥饿，六死也；时气疾疫，七死也。民有七死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错，诚难。”见《汉书·鲍宣传》。

    面对着刘氏王朝的昏聩腐朽和劳动人民对它的深恶痛绝，一部分代表中小地主利益的政治家认为“汉德已衰”、“气数已尽”，希望另有“贤德”的人来取代刘氏的帝位，以维护整个地主阶级的统治。就是当权的豪族地主和在政治上有很大势力的富商大贾也对刘氏王朝失去了信心，他们希望通过一次换马，以便以新王朝的形式使自己的既得利益得到巩固和扩大。这样，在汉代中期以后，统治阶级中便产生了“改朝换代”的思潮。正在这时，王莽引人注目地出现于历史舞台，这些人就很快把他当成重整社会秩序的救世主。

    王莽，字巨君，是孝元皇后王政君同母弟王曼的儿子。当王莽于公元前45年降生的时候，他的姑母王政君已经做了四年皇后。公元前33年，汉元帝死去，他的儿子汉成帝刘骜继帝位，王政君成为皇太后。由此，汉朝的政权开始被王氏家族掌握，奠定了王莽日后代汉立新的基础。在汉成帝在位的二十多年中，王氏外戚集团的势力急剧地膨胀起来。在此期间王太后的兄弟王凤、王音、王商、王根和侄儿王莽相继任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王氏家族有十人封侯。他们左右皇帝，牢牢地控制了汉朝中央和地方的权力。汉成帝即位不久，因赏识刘歆渊博的学识与才华，决定任命他做中常侍，但因事先未征求王家兄弟的同意而被迫作罢。还有，成帝即位数年没有子嗣，因而特别亲近其庶母弟定陶恭王，希望他长留京师，学习做皇帝的经验和礼仪，以便将来做皇位的继承人。但在王氏兄弟的胁迫下，成帝只得让定陶王返回他的封地，兄弟“相对涕泣而诀”。事实上，从汉成帝即位时起，刘氏王朝也就在实质上变成了王氏王朝。

    正当孝元皇后王政君的兄弟们居位辅政、声势煊赫、不可一世时，唯独王莽的父亲王曼早死，没有得到什么荣宠。因此，少年时代的王莽，较之他的伯、叔父和兄弟辈争夺统治权势的条件就差得多。但是，王莽“倾其诸父”，成了王氏宗族中代汉的唯一人选，显然与王莽本人有着异乎寻常的机智与手段是分不开的。王莽十三岁的时候，他的伯父王凤已做大司马大将军，王氏宗族中封侯获爵者已经十余人。这时，他的同宗兄弟皆“争为奢侈，赂遗珍宝，四面而至；后庭姬妾，各数十人，僮奴以千百数，罗钟磬，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见《汉书·元后传》。，过着骄奢淫逸的腐化生活。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王莽却没有同流合污。他摈弃声色，拜当时的名儒、沛郡陈参做老师，孜孜不倦地攻读经书。在家中，他恭谨地侍奉早寡的母亲和嫂嫂，教育亡兄留下的侄儿。同时更小心翼翼地侍奉执掌朝廷大权的伯父和叔父。王凤生病时，王莽在侧侍候，不离左右，“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王莽的殷勤博得了王凤的好感，所以王凤在临死时还嘱托元后和汉成帝授王莽官职。就在这一年，王莽做了黄门郎，不久升为射声校尉。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名、利、权三者曾是统治阶层中各种代表人物拼命追求的对象。王莽懂得名权利三位一体，密不可分，有名就有利，名利又可转化为权，有了权又可以猎取更大的名和更多的利。为此，王莽外交儒学名士、内事诸父的做法，使他在宦途上稳步前进。公元前16年，他的叔父成都侯王商向汉成帝上书，愿分自己的户邑以封王莽。恰在此时京都的一些儒学名士也纷呈成帝对王莽大加赞扬。于是汉成帝便在这一年封王莽为新都侯，并晋官为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由此，王莽便成为经常在皇帝左右、颇有影响和权力的大臣。这次升迁，对王莽说来，不过是他政治生涯中向前迈进的一个阶梯，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在他看来这正是进一步求名的好机会。因此，他“爵位益尊，节操愈谦，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收赡名士，交结将相卿大夫甚众。”见《汉书·王莽传》。所以，朝中的王家党徒纷纷向成帝上书，推荐王莽“才可大用”，在野的那些儒学名士也一齐鼓噪，吹捧王莽的德行为“世之楷模”。

    在声誉日隆的情况下，王莽更时常做出一些沽名钓誉的“激发之行”。王莽的哥哥王永早逝，遗下一个儿子王光。王莽让王光拜一位儒学博士为师，登门求学。他也亲自跑到这位博士家里，送上酒肉，连王光的同学也一齐招待。这自然使那些学生和家长产生由衷的敬畏和感激。王光的年纪小于王莽的长子王宇，王莽使其二人同日娶妻。在宾客盈门、觥筹交错的筵席上，有侍者告诉王莽他的母亲服药的时候到了，王莽于是数次离席到后堂服侍其母用药。借着这些宾客之口，王莽大孝的美名便不胫而走了。

    王莽的声誉与日俱增，大司马大将军的官位也一天天地向他靠近。当时对这个要缺与他竞争最炽的是王莽的姑表兄弟淳于长。此人是元太后王政君姐姐的儿子。他的贵幸，不仅因他是皇太后的外甥，而且更因为他同王莽一样工于心计，是与王莽在同一条路子上攀龙附凤的人物。少年时代，他与王莽一样首先做了黄门郎。在王凤病重时，他与王莽一起在旁侍病，“晨夜扶丞左右，甚有甥舅之恩”。在王凤临死时，他与王莽一样是被推荐给皇太后和汉成帝要求授官的。王凤死后，他被任为校尉诸曹，不久迁水衡都尉侍中，再任卫尉，成为中央政府的九卿之一。官位和权势超过了当时的王莽。后来，汉成帝要立他宠爱的妃子赵飞燕为皇后，元太后王政君因嫌赵氏出身卑微没有答应。淳于长看到这是获取晋身之阶的好机会，于是便在他的姨妈元后面前反复为赵飞燕说项。一年之后，元后终于答应了立赵妃为皇后。对此，汉成帝对淳于长十分感激，立即赐爵关内侯作为酬赏。不久，再封定陵侯。从此淳于长更是洋洋自得，肆无忌惮。他不仅娶寡居的侯夫人许孊为妾，而且还暗中与许后私通。淳于长的上述阴私，王莽在王政君太后面前一一告发，并将淳于长的骄逸之状着实渲染了一番。这样一来，淳于长不仅失去了马上就要到手的大司马大将军的位子，连卫尉的官职也丢掉了。他被罚到自己的封地上去过囚徒式的生活。淳于长为了改善自己的境遇，就对他的舅舅红阳侯王立大行贿赂，央求他为自己说情，以便成帝收回成命。谁知这一活动又被成帝发觉了。在王莽的积极参与下，淳于长终于落得“罪至大逆”、毙死狱中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