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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文
在人类历史上，最好的职业，莫过于当皇帝。然而，话说回来，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最不好的职业，大概也是当皇帝，不过是当其中的末代皇帝，不让人待见的了。
北京在历史上曾经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三个重要王朝——元、明、清相继立为首都的城市。这三朝的末代皇帝，挨个儿数为元朝的元顺帝，明朝的崇祯帝，清朝的爱新觉罗·溥仪，他们在这里登基，称帝，也是在这里将各自的王朝画上句号，予以终结。
三位末代皇帝中，唯有溥仪算是幸运的，最后能够得一个寿终正寝的善果。因为他的命好，碰上了中国共产党，被改造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这是世界史上的一个特例。而元顺帝逃亡途中，痢疾不治，送命于漠北；崇祯帝仓皇出宫，薄衣单衫，吊死于煤山，都不得好死。朱由检则尤其悲惨，当人们找到他的尸体时，一只脚穿鞋，一只脚光着，可见这位末代皇帝，死得多么狼狈，多么艰难了。
所以，从长远的历史角度考察，皇帝，加上“末代”这个前缀，通常都没有好下场。任何一个具有正常思维的人，对于这份职业，肯定会敬谢不敏的。
然而，所有末代皇帝在位时，都不知道自己在扮演着历史上这个倒霉的不讨好的角色，尤其不可能知道不久的将来，他要和这个末代王朝一块完蛋，一块送终。弄好了，退位下野，弄不好，人头落地，兴许还更有可能，既非逊位，也非杀头，而是逼得他上吊抹脖子，一死以谢国人；若是早就知道会是这样一个结果，我估计打死他，他也不会干的。谁愿意吃饱了撑的，自讨苦吃，有今天没明天，做这种没有几天蹦头的、秋后蚂蚱式的皇帝呢？
但是，任何事物，有其始，必有其终，每个封建王朝，不论其如何文治武功，如何开疆辟土，如何国富民强，如何盛世文章，都有走到头的那一天。那一天，坐在龙椅上的那位，就是末代皇帝。孔夫子说，“君子之泽，五代而斩”，这是硬道理，君子如此，王朝亦如此。短则数年，数十年，长则百年，数百年，气数尽了，国脉断了，天下乱了，王朝总会有末日来临的这一天，末代皇帝也是总会在历史的这一刻出现。
改朝换代，鼎革易帜，这就是“否极泰来，盛极而衰”的历史辩证法；也是一部《二十四史》数千万言所阐述的新陈代谢的必然。从古至今，除了那位赤着脚板去见列祖列宗的朱由检，能够留给后人一些尊敬和惋惜以外，其余所有逆势而为的末代皇帝，永远定位在这个被嘲笑的角色上，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历史就这样一页一页地翻了过去，末代皇帝就这样一个一个退出舞台。中国之幸，在于我们有较长的用文字记载下来的文明史；中国之不幸，就在于中国有较长的停滞不前和一成不变的封建社会。这种几乎是原地踏步的王朝更迭，其五日京兆之频密，其朝秦暮楚之轻易，胜过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由此之故，中国末代皇帝之多，也就成了这个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冠军。这当然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因为与末代皇帝结伴而来的，是势所必然的混乱、动乱、战乱，以及离乱。一部《二十四史》，凡标明为“末”的朝代，都是糟得不能再糟的“四乱”时期，也是载于正史的“人食人”或“人相食”的恐怖年月。
所以，可想而知，凡末代皇帝，无一不面临内忧外患、分崩离析、民不聊生、天下大乱的局面，那丧钟敲响的日子，总是相当不好过的。可继而一想，在末代皇帝统治下的老百姓，恐怕就更加百倍千倍地不好过。中国老百姓，每逢封建王朝的末代末世，备受熬煎，如陷苦海，惨遭蹂躏，如坠深渊。那饥寒交迫、兵荒马乱、乌天黑日、水深火热的岁月，真不知伊于胡底？
尽管末代皇帝，不是一个值得羡慕的差使，但作为人世间最好职业的皇帝，却是中国人，特别是农民所热衷、所眼红、所企慕、所艳羡的目标。因此，“豁出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都是啸聚于田头、揭竿于沼泽、起事于乡野、落草于山寨的中国农民的精神动员令，也是敢于罔顾一切、敢于铤而走险、敢于推翻官府、敢于造反革命的中国农民们的战斗宣言书。
这些勇敢者把皇帝拉下马，并非从此再也不要皇帝了，而是干掉坐在龙椅上的那个人以后，他接着坐在这张椅子上来做皇帝。椅子还是那张，屁股变了。中国之糟糕、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没完没了，就在于这些造反农民，当上了皇帝以后，总是和前一个皇帝基本一样，老调重弹，等着被下一个勇敢者推翻。这种周而复始、原地踏步、循环往复的改朝换代，遂构成了中国长达数千年毫无变化的封建社会。
看来，教科书告诉我们，中国封建社会中的革命主力，离不开这些与皇帝的龙椅距离十万八千里的农民，大致上是正确的了。由此，我们也就彻底明白，今天坐在龙椅上的那个皇帝，不过只是一个穿着龙袍的昨日农民，而远在十万八千里之外的农民，未必不可能是没有穿龙袍的明日皇帝。有一则笑谈，正好说明他们之间本质上并不存在什么区隔。穷乡僻壤的一位农妇，下雨天，闲饥难忍，对下不了地的老公说，你猜皇后娘娘这会在干什么？抽闷头烟的丈夫反问，你说那老公母俩能干什么？这位农妇想当然地说，那还用问吗？到这晌午了，八成该和面捏饺子吃呗！这位乡野村妇，以她“好吃不过饺子，坐着不如躺着”的极致美好生活观，来揣度紫禁城那个对她来说的陌生世界。这充分反映了紫禁城里的皇帝，和十万八千里外的农民，犹如硬币的正面和反面，相背并存却决不相悖，两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其实是很近很近的。
水泊梁山的那条好汉、黑旋风李逵就在忠义堂上吼过：“哥哥休说做梁山泊主，便做了大宋皇帝，却不好？”在他心目中，落草为寇的“寇”，和大宋皇帝的“帝”，是画着等号的。他粗鲁，他浅薄，但他未必不知道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赵光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乘人之危，劫取了柴世宗孤儿寡母的天下，你说他俩是“帝”呢，还是“寇”？既然如此，你做皇帝，我做皇帝，先做皇帝，后做皇帝，对谁来讲，都是无所谓的。公元前209年，中国农民起义的老祖宗，就率先觉察到这种帝王和农民本质上的无差别感。在大泽乡起义的陈涉不就说了吗：“帝王将相，宁有种乎！”而刘邦的这个感悟，好像更早，那时他经常到首都去，很可能是咸阳三日游之类，到那一逛，他明白了。《史记》载：“高祖常繇咸阳，纵观，观秦始皇，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而项籍的觉醒，似乎还要早些：“秦始皇帝游会稽，游浙江，其季父梁与籍俱观。籍曰：‘彼可取而代也。’”司马迁的伟大，就在于通过这三个人三句话的点睛之笔，活脱脱描画出了中国农民心灵深处，这种至高与至低的易位、至上与至下的反错并非绝不可能的潜意识。别小看这种觉醒，它便是从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起，一直到黄巾黄巢，一直到朱元璋张士诚，一直到李自成张献忠，一直到太平天国义和团，三千多年来中国农民革命的厮杀来、厮杀去的原动力。
连未庄的阿Q都懂得：妈妈的，和尚摸得，我为什么摸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