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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峰回路转
自从阮玲玉跳槽到大中华百合公司后,由于她的演技优异,同时她经过一番自我检讨,深悔自己以往太任性、太胡闹,乃一改过去的缺失,工作认真,态度严肃,她的新作风赢得上下同仁一致称赞。因而,她开始受到公司重用。她为新公司不断主演新片,如《珍珠冠》、《劫后孤鸿》、《情欲宝鉴》、《银幕之花》、《妇人心》及《九龙山》等,都叫好又叫座。在《情欲宝鉴》中阮玲玉出演第一女主角。影片描写了一个情爱上失败的女人的心路历程。少女暗恋画家,但画家却娶了个交际花。少女非常嫉妒,于是准备下毒酒,想与画家同归于尽。事到临头,少女将画家的酒杯打翻,自己独自中毒死去。阮玲玉在剧中的表演可圈可点,赢得观众及导演的一致好评。
后来“大中华百合”曾因利润分成问题与独霸沪上国片放映市场的中央影戏公司闹翻,公司出品的影片在上海遭到封杀。于是,在一段时期内,“大中华百合”被逼无奈,终于于1930年全体并入联华公司,阮玲玉也跟着跳槽过去。她跳槽联华后时来运转,跟她配戏的是默片时代的首席小生金焰。由此她立刻又成为联华公司的当家花旦,以台柱明星的姿态,与明星公司的胡蝶、杨耐梅鼎足而立。从此星运亨通,开始享有悲剧影后头衔。
说到阮玲玉在30年代初的艺术成就,这是与孙瑜的导演艺术分不开的。孙瑜要求演员不矫揉造作,无端地在镜头前显示演技。他主张演员体验角色的思想感情、体现出人物的生活面貌,可又不是自然主义地从事琐碎生活的外表模拟。孙瑜在进行实拍时,从不讲成篇大套的理论,只在演员表演角色性格的关键时刻指点一下。只要演员不超出他心中大的设想,就不轻易地去干涉演员。所以,在孙瑜的执导下,阮玲玉的表演天才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孙瑜对阮玲玉的演技,留下了很好很深的印象,他说:与阮玲玉合作拍电影,是任何导演的最大愉快,开拍前略加指点,她很快地就理解了导演意图,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总是一拍成功。极少重拍。她试拍出来的戏,常比导演在进入摄影场前所想象出来的戏要好得多、高明得多。
阮玲玉到联华公司的第一部戏就是孙瑜担任导演的《野草闲花》。阮玲玉在《野草闲花》中饰演了一个纯洁聪明、品质高尚的卖花女丽莲。这部影片男主角金焰与她主演,金童玉女、珠联璧合,一炮而红,震惊影坛。
拍完影片《野草闲花》之后孙瑜又筹拍影片《故都春梦》,阮玲玉与其再度合作,阮玲玉在片中饰演反派人物一个风骚无情的红妓女燕燕。该影片剧情是这样的。朱家杰以教书为业,与妻子王蕙兰和两个女儿一家和睦温馨。因感家中清贫,决定至故都请学友谋职。当红歌妓燕燕闻得朱家杰可继承继父巨额遗产,便对其色诱,朱家杰终于就范。蕙兰母女强忍悲伤,搬来与燕燕同住,后为其所迫返乡。朱家杰营私事发,燕燕与老相好携款潜逃。义军北伐,朱家杰偶入军阀旅长区虎臣部做书记,威望渐高,密谋起义。燕燕已是区虎臣情人,献计诱其入城,在酒宴上见是朱家杰心中不忍,大呼酒中有毒,并为掩护朱家杰中弹身亡,区虎臣亦被义军击毙。影片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的哀伤情调及其正义感。在表演中阮玲玉既善于演一些细致入微的感情变化,又把一个烟花女子的风骚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故都春梦》的拍摄,在阮玲玉表演艺术的长廊里,又增加了一个成功的艺术形象。阮玲玉在两部影片中饰演的角色,一个是毒如蛇蝎的荡妇,一个是温柔如绵羊的天真姑娘。阮玲玉以她精湛的角色创造和真挚的表演,将这两个角色都演得细腻准确。孙瑜对阮玲玉几乎是同时在两部影片中扮演两个截然不同性格的角色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真是一百八十度的转变。雄辩地表明了她不愧为默片时代戏路最宽最有成就的女演员。”
1933年,孙瑜准备拍《小玩意》,阮玲玉表示了再次和孙瑜合作的愿望。影片反映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十几年中的风云变化,阮玲玉扮演女主角叶大嫂——一个制作“小玩意”的民间手工女艺人也随之发生了从青年到中年的转变。年仅23岁的阮玲玉,从创作思想上看,已摆脱了当时一般女明星的爱美心理,她不以外形动作和形体美来吸引观众,而着眼于人物精神世界的创造,随着剧情的发展,一步步地揭示了人物的心理深度。
《小玩意》片成之时,导演孙瑜对阮玲玉在片中的表演极为满意,认为阮玲玉在该片中的表演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1933年中秋,《小玩意》与观众见面了,该片丰富的历史蕴涵、独特的导演技巧、出色的演员表演赢来了一片赞誉。
1934年,阮玲玉应导演费穆的邀请出演影片《人生》的女主角。该片描写了一个女人由小到大直至离开这个世界的人生历程。客观地说,女主角是一个演起来非常有难度的角色,在剧中她从孤女、婢女,到女工、妓女,以至人妻,这种丰富的角色转换,没有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对人生的感悟以及深厚的表演功底是很难胜任的。费穆在挑选演员时真是费尽周折。后来他想到了阮玲玉,是的,阮玲玉的生活坎坷曲折,表演风格朴实自然,正适合出演此剧。阮玲玉也不负费穆期望,演得惟妙惟肖。她注重角色内心思想的表达,用丰富的表情,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达到此处无声胜有声的效果,把女主角的一生许多矛盾曲折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人生》 放映后得到影评界高度关注,时人称其“1934年带给中国电影的是压力的黑影与忧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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