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玲玉：悲剧影后
《新女性》事件

    9.《新女性》事件

    1934年2月12日，年仅23岁的女演员艾霞服毒自杀了。提起艾霞之死，阮玲玉是知道的。她是多么有才华的一个青年演员，竟然年纪轻轻就自杀了。其实，电影圈内恐怕没有不知道艾霞的，她是当时著名的“作家女明星”之一，能兼作家与女明星这两个极不平凡的职业于一身的青年女性，实在可谓凤毛麟角。

    艾霞是明星公司新进演员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颗新星。她一连主演了《现代一女性》、《时代儿女》、《丰年》等多部影片，特别是她自编并主演了带有自传性质的《现代一女性》，更显露出她的文学才华。该片描写了一个以爱情填补空虚的青年女性在革命者的启发下觉醒的故事。在尚有文盲女影星的时代，能自编剧本的女影星更显得难能可贵。然而，这样的一位影坛才华在拍完《现代一女性》后却不幸再一次陷入了爱情的迷惘之中，爱情的失落使她颓丧，而周围黑暗的现实则令她忧伤，她失去了继续活下去与黑暗抗争的勇气，艾霞在孤独和绝望中死去，死后却不能得到安宁，一些黄色小报的记者们竟然拿艾霞之死大做文章，将恶毒的污水泼向她，对这位追求进步、向往自由的女影星大加污蔑。此举激起了有正义感的影人的义愤，孙师毅慨然允诺为艾霞的死编写剧本，很快题名为《新女性》的剧本就写成了。《新女性》的女主人公韦明就是艾霞的化身，故事结构有艾霞的真实事迹，也有虚构的部分。蔡楚生立刻投身拍摄影片《新女性》，邀阮玲玉出演剧中女主角韦明。1934年冬季第一股寒流抵达上海之时，蔡楚生和阮玲玉这两位著名的影人，开始了一次在电影史上堪称典型范例的、导演和演员间的合作关系。

    《新女性》的剧情是：韦明是上海一所私立学校的音乐教师，有时作曲和写小说， 她对出版公司的余海涛很有好感。学校有一个王博士已经结婚却经常骚扰韦明，韦明早已看透王博士的为人。韦明的姐姐因为生活困顿带着韦明的女儿来到了上海，三人的生活很拮据，而此时王博士用诡计使得韦明被解雇。女儿生病了，韦明无奈只有卖身，却发现占有她的人是王博士。姐姐救下了自杀的韦明，女儿因不救夭折了。专门散布流言蜚语的小报记者，东打听西打听小道消息，韦明都昏迷了，记者却在一旁光顾着在本上记啊记；再请听听出版商和记者的对话，她死了不算什么，主要是没让她多写两本小说，出版商遗憾的是没机会大发死人财 。这些激发了她活下去的勇气，她痛苦地呼喊：我要活！但已经晚了，她不甘心地闭上了眼睛。

     阮玲玉演韦明的时候十分投入，这些就像自己的痛苦遭遇，她也曾自杀过，她也知道自杀时的痛楚。她把韦明临死时的情景演得出神入化。她的眼神，有着深不见底的愤恨和苦痛，竟把观众的心不由自主地吸入进去，随着她一起接受灵魂的战栗，内心的哭泣，而这眼神里，除了无法疏解的苦痛，更有着不屈的倔强，一种控诉，一种心灵深处的呐喊，那是在代替着妇女向这个社会发出的呐喊，“您救救我！我要活啊！”让所有人为之震撼，绝不亚于鲁迅“救救孩子”的呼喊！

    《新女性》透过韦明的悲惨身世，相当生动地揭示了旧中国正直知识妇女被压迫、被污辱的命运，活画出了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都市社会的黑暗和糜烂。影片编得好，导得好，演得更好。正因为这部影片刺到了反动黑势力的痛处，所以公映之后，广大观众一片叫好，争相观看，而反动当局和“软性电影”的主将们却对它恨之入骨，欲将《新女性》及其主要创作人员置之死地而后快。

    他们七嘴八舌地将《新女性》的编剧孙师毅和导演蔡楚生痛骂一通之后，一致认为绝不能让这部揭露他们无耻面目的影片公映，否则今后这脸还往哪儿搁。几经商量，最后决定抬出上海市新闻记者公会来与“联华”抗衡。

    那些黄色记者们更是扬言要把蔡楚生、孙师毅“骂出上海”，但孙、蔡等人旗帜鲜明地顶了回去，并严词拒绝记者公会的蛮横条件。经过此番周折之后，《新女性》终于再度公开与观众见面，虽然被迫删去了部分镜头，但影片仍给人以强大的震撼，进步影评给该片以高度评价，并对某些记者及记者公会的行径予以严厉的驳斥。影评家和观众对主演该片的阮玲玉在片中的表演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新闻报》的影评是这样说的：“至于演员技巧的评价，我可以说，都是很高的。阮玲玉的一场含泪出卖自己的戏，是不能再逼真了。观众们尽在伤感地流泪，啊，阮玲玉的魔力！”那些黄色记者们对如此结果当然不满意，既没能将《新女性》打入冷宫，更没能将蔡楚生和孙师毅骂出上海，他们十分恼火，便把阮玲玉这软柿子确定为他们要攻击的主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