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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作家明星
艾霞不但是一个颇具表演天赋的演员,而且还是一个特有才气的作家。聪明好学的艾霞利用原有的文学功底与艺术,笔耕不倦地把一些表演感言、社会思考都写下来,而且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与诗作,其“文笔简洁明快,豪爽妩媚,为人称道”。 在银幕上获得声誉后,便发挥自己的才能,大量撰写文章,这跟今天明星们写博客能受人追捧是一样的。她之走上银幕,自然是与她作家的身份互动的,当时另有一个叫王莹的演员也有这个特色。
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女演员大多出身清苦、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能写点小文章便算不易的情况,所以艾霞的才华更显得难能可贵,因此引起了人们的好奇与赞赏,从而使这位女演员在众多走红的明星中脱颖而出,独放异彩,也使她获得了“影坛才女”的美誉。银幕上和银幕下的艺术才情,使艾霞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观众的喜爱。不少观众常常给她写信,而她也乐意写文章在刊物上热情作答。
坦白地说,艾霞参加拍摄电影之初,往往把演戏、拍片看做个人的事,兴趣、挣钱、出名是她生活的动力。后来不同了,随着进步力量对电影的影响,随着当时民族危机日渐加深,艾霞渐渐明白了一个电影演员应有的责任。她曾经在《明星日报》创刊号上发表文章《1933年我的希望》,在文中她颇动感情地说道:
“1933年也可以说是我开始新生命的时期……时代的火轮不停地转着,一切全不息地猛进,1932年同1933年的电影,是划分时代的电影,它不是一部分有闲阶级的消遣品,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我们既然明了这一点,就应该怎样使它变得有价值有意义,这是从事电影的人应负的责任,也是电影发展的关键。”
这些文字已经很明显地表现出艾霞的进步思想和对左翼电影运动的坚决拥护态度。当年曾与艾霞同在明星影片公司供职的著名作家柯灵记述过这样一件事:一家报馆看到艾霞颇有演艺前途,想要选她做“电影皇后”(条件是支付报馆一笔钱)。这对于当时许多女演员来说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但艾霞却将它视为笑谈,置之不理,因为她一心想的是救国救民,而从不在乎这些虚名。
1934年元旦,她的《新年感想,中国电影往何处去》一文更加深入地反思了中国电影历史局限,她激烈批判了以前中国电影一味地追随西方电影尤其是好莱坞电影,拍摄一些爱恨情恋、感伤颓废、腐朽奢靡的电影。她认为 ,“1933年是值得纪念的时代,也是电影开始走上轨道的时期”,中国电影只有响应左翼电影运动的号召才能从黑暗中寻到光明,才能闯出一条新生之路,只要导演、演员、剧作家同心协力,中国电影的明天一定更加辉煌灿烂。同时也只有这样,我们的影视创作人员才能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才无愧于我们作为中华儿女的责任。
尤为可敬的是,艾霞不但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就在1933年她自编自演了一部影片《现代一女性》,由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摄制完成并公映。历数中国电影历史,能自任编剧兼主演,集二者于一身的女演员,恐怕是以艾霞为发端的。由此人们对这位21岁的小姑娘更是刮目相看,把她与当时电影界的胡萍、王莹、陈波儿一起赞誉为“作家明星”。
影片《现代一女性》因其追求妇女解放的鲜明主题引人注目,它描写了一个资产阶级的女性的成长之路,主人公葡萄(艾霞饰)本来希望用爱情的刺激来填补自己空虚的心灵,为了追求真诚的爱情,不惜牺牲色相帮助情人,以致堕落而入狱。 后来在被捕入狱后,有幸遇到一位女革命者,女革命者用社会现实和自己的革命经历耐心地劝导教育她, 她的思想终于觉悟了,认识到自己的幼稚和不足,从而跟随革命者走上了一条光明之路。其实这部影片带有自传性质,影片中女主人公的苦闷就是艾霞以前的苦闷,女主人公的革命追求就是艾霞的革命追求。由此,艾霞的表演更显本色,把一个由心灵空虚走向充实人生的小资产阶级女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颇具舞台感染力。但再好的表演也会有瑕疵。影片以妇女追求真正的彻底解放为主题,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但由于剧作家本身思想的欠成熟,因此剧本女主角的思想转变显得过于牵强仓促,影片后半部女主人公形象不够丰满。诚如后来影评家分析的那样这体现了艾霞当时对光明幸福的向往,也反映了她在创作思想上仍较模糊和对现实生活中妇女解放的真正出路难以寻找感到苦闷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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