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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周恩来的助手和中共新闻发言人,母亲被人们所熟悉，许多同行与国际友人对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位在战时重庆工作过的中国记者回忆说：“八路军办事处一直是我向往走向革命的大门……做记者跑新闻之后，最能吸引我的新闻人物就是周恩来和叶剑英。不久我得到一个机会去采访周恩来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国共合作之前，国民党称共产党为‘共匪’……但是这些宣传却起了反作用。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他用目光扫视着全场,放射出一股神奇般的磁力，吸引着每个人的视线。他好像和每个人都很熟，对我这个新面孔也报以热情的微笑。”“紧跟在他后面步入会场的,是大家早已熟知的周恩来秘书龚澎女士。龚女士不仅年轻貌美，而且很有风度。她当时穿着一件旗袍,坐在椅子上，坦诚地注视着大家,引得在场的中外记者不住地打量着她。加上龚澎能说一口地道的英文，交相辉映,是典型的美与革命结合的化身。按照国民党的说法，她是一个女匪，这样的女匪实在可敬可爱。”
脱下了灰色的八路军服，盘起了乌黑的长发，一袭中式旗袍，外罩一件简单的翻领外衣，妈妈在重庆时的照片都显得优雅时尚，大方得体。
其实，当时的生活是非常俭朴的，妈妈的穿着很随意。可每当外出活动时，她总是精神焕发地出现在公众面前。用妈妈的话说，无产阶级是爱好整洁注重外表的，邋遢不代表革命。
文志忠（文幼章之子）在《文幼章传》中写道：“许多共产党领导人给那些有机会了解他们的人总是留下了强烈而难于磨灭的印象，龚澎也不例外，‘潮湿的地下室里的一朵长颈花’便是她的写照。她给外国记者的印象极深。”
长期担任世界和平友好协会会长的文幼章先生和父母亲是老朋友。1945年他在重庆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周恩来希望他将共产党的活动和主张向战略情报局做全面汇报，并当场把母亲介绍给他。周说自己经常不在总部，文幼章可以完全信任龚澎。此后他们打了15年交道。文幼章在写给一位中国朋友的信中说，对所有愿意了解革命斗争实质的人，龚澎都保持着一种热情友好的关系。从一开始，他就把我当作值得信任的好同志。
由于母亲在对外宣传上的鲜明立场，她受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随时可能遭遇不测。为了避免给朋友们添麻烦，她尽量不在路上与熟人打招呼，以免对方受牵连。
有一次，费正清先生准备把手抄本文件送还周公馆，恰巧在街上遇到了母亲。时值清洗运动开始，母亲正被特务盯梢，处于被捕的威胁之下。她知道费正清不愿在公开场合和共产党人接触，便和他擦肩而过，招呼也不打，这使得费先生大吃一惊。
为了表示对国民政府的不满和对朋友的关怀，一群美国朋友在重庆冠生园餐厅设宴，公然邀请母亲和父亲。宴会在特务们的重重包围和严密监视下进行，朋友们大声地谈笑，为中国的未来，为这一对新闻夫妇频频干杯。
当时还发生这样一件事，原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某叛变后跑到重庆，国民党政要让他提出一份策反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工作人员的计划。他提出了三个人的名字：童小鹏、王梓木、龚澎。
童小鹏时任八路军办事处机要科科长,是在重庆卫戍司令部公开登记的，王梓木是八路军总部高级参谋，对内是军事组组长，而母亲从八路军总部到重庆后，一直担任周恩来的助手，并且经常出现在公众场合。他们都是八路军在重庆的公开工作人员，也是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直接领导下久经考验的战士，早就下定决心不怕杀头永不叛党。袁某向国民党要求一笔经费，拟定采取金钱收买或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妄图绑架收买这三人（后来这个报告没有得到批准，一直压在档案柜里）。
曾家岩50号一直处在国民党的严密监视下，陈秀霞第一次到那里时，看见窗外天井中央有一张小床，上面独自坐着一个男婴（那是哥哥），便好奇地走过去看孩子，一位工作人员悄悄告诉她:站在这里隔壁楼上的特务会拍照的！抬头一看,天井周围一圈高楼，许多窗子正对着天井和50号。爸妈和同事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战斗的。
有一张父母亲与外国记者在重庆的合影,照片上的爸妈特别苗条，引人注目的是妈妈手中抱的孩子，他长得瘦骨嶙峋，大脑袋上一双黑亮的大眼睛望着镜头,可以想见，当时的生活条件是十分艰苦的。但是，这些都阻挡不住他们脸上洋溢着发自内心的笑容。
这是父母亲的黄金岁月。
母亲时常与年轻同事谈起重庆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谈到处在斗争最前线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也谈起她和同事们是怎样巧妙地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线，通过不同类型的外国记者把很多真实的消息传到全世界。在她的眼里，这些风险相伴的生活成了一段段风趣的故事，因为她和父亲早已把自己融入其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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