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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年轻时的消化系统就不太好，颠簸的生活和旅途中的劳累使得他的体质下降了。一天傍晚，他突然感到腹痛难忍，便蜷缩着身体伏在桌子边，原以为撑一下就会过去的，谁知症状越来越重。望着爸爸痛苦而苍白的面容，母亲心急如焚。
突然间她想起两年前在市民医院住院时为她治病的李颢医生，他医术精湛、富有正义感，母亲经常和他谈天，讨论对时局与人生的看法，那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医生！
想到这里，母亲立即跑了出去，在七星岩市民医院外科，她气喘吁吁找到了李颢，请求他能够立即去看一位急诊病人。经过检查，父亲被确诊为急性腹膜炎,需要连夜进行剖腹探查。母亲和李颢立即把他紧急送进了医院。为了让爸爸尽快得到救助，唐瑜、黄苗子等老朋友发起了“救乔委员会”，大家捐钱凑够了医疗费。
这一次急诊手术由梁主任主刀，李颢作第一助手。麻醉以后打开腹腔一看，父亲原有的肠结核病灶已经穿破了肠腔，腹腔已经受到感染。专家们当即决定，清理腹腔,切除坏死的病灶，然后再择期进行肠吻合术。手术进行了好几个小时，当医生缝合完最后一针的时候，天色已经微微发亮了。母亲急切地等候在手术室门口，一切都顺利吗？李颢深深地吸了口气说，要是能输点血就好了！
父亲是B型血，医院血库里眼下没有这种血型的血源，可他的病情急需输血，这可怎么办呢？到哪里去找合适的血源呢？母亲把父亲的病情告诉了两位好朋友，请他们帮忙想想办法。这两天，她焦急得几乎没有合上眼。
第二天清晨，当母亲推开病房的窗户时，她惊奇地发现，医院的门口已经站满了等候献血的人们，《新华日报》的很多同志都在队列里，还有送报的小报童。排在最前面的是美国使馆的二等秘书谢伟思先生，他伸出胳膊第一个带头。
谢伟思是史迪威将军的助手之一，他和父母亲都很熟。当时许多中国人对献血都充满了恐惧和疑虑，可看到这样的场面，重庆的市民被感动了，他们自觉地在医院门口排起了一条长长的献血队伍。很多人都是素不相识。
望着街头上一个个热情的身影,母亲的眼睛湿润了……很多年之后母亲对我提起这段往事，她说，重庆这么大的城市很多年都没有出现过这样热烈的场面，而且是为了救助一个共产党人，那是非常感人的！
几天后，李颢成功地为爸爸做了肠吻合术，父亲逐渐恢复了健康。从那以后，李颢就成为爸妈两人的好朋友了。1945年9月，邓发同志代表解放区职工参加巴黎世界职工代表大会，董必武同志也将去联合国参加制宪会议，代表们到达机场后，国民党当局以缺少防疫接种证明为由，不予办理登机手续。当父亲急匆匆找到李颢时，他义不容辞地为代表们填了表，并请院长办公室秘书为自己“出国的亲戚”盖上公章……
很多年后，李颢在苏州帮忙安葬了父亲。直至李伯伯自己去世，就安息在洞庭东山父亲的墓地旁。冯亦代回忆了这段日子：
“1942年老乔从香港撤退，经华南游击区到了重庆，就住在我家里。但是后来被军统的王新衡知道了他的居处，他奉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住到《新华日报》去了，我们便较少见面。可他进城时，还是顺便到我家来坐一会。有天黄昏，他忽然来到我家，同来的还有龚澎，是在周副主席身边工作的人，等安娜下班回来我才知龚澎即维航。她们挚友重逢，自有一番欢欣。
“他们一道来过几次之后，安娜对我讲：‘你还记得在香港说的话吗？我说维航和老乔是天生的一对，一个是才女，一个是才子。’于是我们在一旁察言观色，觉得他们的友情似乎超于普通的朋友，于是安娜和我便分头征求龚澎和老乔的意见。不想他们各有此意，却缺少一个当面说清或点破的人。就此我们做了月下老人，真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后来老乔说周恩来副主席知道此事，说早该如此，安娜、亦代做了件好事。”
1943年深秋，父亲母亲结婚了。在以后近30年的漫长岁月中，人们看到了一对相得益彰的夫妻。周围的老朋友们说，这是“断肠人找到了心上人”。
曾家岩50号三楼右侧第一间屋子是他们的新房。在此之前，董老夫妇曾住过这间房子。一切都非常简单朴素，没有任何铺张，屋子里只有一张简单的旧铁床，还有一张三屉桌和两把椅子。两个人的被子叠放在一起就成了一家人。爸爸妈妈买了水果糖和花生米请道喜的同事们吃。
相对来说，母亲更加理性化,在政治上比较成熟，她善于做人的工作,与各式各样的人打交道。父亲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学者型革命者，他对人处事质朴耿直，他们两人在一起就像一艘向着灯塔行驶的船，一个划桨，一个掌舵，因此，有同行把他们两人的组合称为“绝配”。
有一件珍贵的纪念品来纪念这永远难忘的一日：一块正方形的大红丝绸布，上面有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叶剑英、林伯渠、博古、王若飞等人用毛笔题写的亲笔签名。那一个个名字从红绸布中心逐渐向四周如花瓣一般散开，上面还有一首董老题的诗。
很多年后，母亲整理箱子的时候拿出了这块不同寻常的红绸子，一个个笔墨不同的签名与题字栩栩如生出现在眼前，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婚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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