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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会的大部分主题是关于当前国际形势的讨论，袁水拍、胡绳、徐迟、冯亦代、胡风、戈宝权、杨刚等人时常是座上客。在这方面，母亲自然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她时常在父亲的发言之后提出自己的质疑。冯亦代曾饶有兴致地回忆了当年愉快的情景：
“老乔照例做总结发言，但是龚澎常有质疑，两夫妻往往争得面红耳赤。不过他们的争论，我们其他参加的人很难提意见，一是他们理论水平高，二是他们看的材料多，而龚澎看的材料和她得到的时局消息，特别牵涉到国际问题，使她说来头头是道，我们听了不得不点头称是。老乔也看书多，而且特别熟悉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主张，对世界大战的形势研究有素。听他们的争论，对于我们听者常是一种快感，因为他们言必有据，决不信口下结论。我看当时能参加他们争论的也只有胡绳、杨刚两人，其他人只能洗耳恭听。他们的争论往往使复杂的形势、暧昧的外交辞令，几句话就说清楚了，揭穿了那些所谓政治家的谎言。我想我们这些人在抗战时能够对世界及国内形势看得比较清楚，和他们的谠论是分不开的。”
有一次爸妈来得很晚，原来他们出发不久便发现身后又跟着两条尾巴，母亲说，应该整整跟踪的小特务，于是他们相约放慢脚步，突然同时转身面对特务，怒斥他们以后是不是还要盯梢，特务连说不敢，鼠窜而去，引得爸妈一阵欢声笑语。
在那段时间里，父亲母亲与知识界的朋友共同促成了不少有益的事情。当时费正清提出出版一套《美国文学丛书》，为了促成这部丛书得以翻译出版，夫妇二人东奔西走在背后花了不少力气，几位中国翻译家承担了这项工作。经过多方努力，美国新闻处最终出版了这套丛书。这是一件两全其美的好事,既增进了中美文化交流，又补贴了生活困苦的中国翻译家，“一笔可观的翻译费于生活也不无小补”。
著名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就住在两路口的记者站。作为美国《联合劳工新闻》记者，爱泼斯坦和母亲有许多工作上的来往。有时他们约好在一个地方见面，母亲总是很准时，而爱泼斯坦时常迟到，母亲就在街上转来转去，那时周围有很多国民党特务，如果总是在一个地方等人是很危险的。艾老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对此我真是很抱歉。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出生于波兰。父母是犹太人，自幼来到中国天津，15岁开始在英文版《京津泰晤士报》从事新闻工作，曾任美国合众社战地记者，1933年结识美国记者斯诺，成为他主办的《民主》刊物的主编和撰稿人，并且掩护过爱国学生和共产党的干部。采访延安给了爱泼斯坦极大的触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他和邱茉莉决定再次来到这块熟悉的土地。1950年11月，新中国派出伍修权率领的代表团来到纽约，登上联合国安理会的讲坛，爱泼斯坦找到早在重庆时期就相识的爸爸，提出了去中国的请求。不久，他收到宋庆龄的信函，请他到正在筹办的对外宣传英文刊物《中国建设》（后改名《今日中国》）工作。1954年母亲邀请他参加日内瓦会议的采访工作。1957年爱泼斯坦加入中国籍，并且留在了中国。朋友们亲切地叫他“艾培”，晚辈人则尊称他“艾老”。1968年文革的时候他们夫妇受到迫害被关在秦城监狱，直到1973年1月才出狱。重返中国后担任《今日中国》名誉总编，政协委员。
60年以后，记者采访了艾老。那时他的身体已经很差，一般的来访都不见了。可得知是谈龚澎，艾老爽快地答应了，这是一位和蔼而风趣的老人。龚澎很美，艾老幽默地说，另一方面她工作十分认真严谨，善于和各方面的人建立很好的关系。外国记者都非常喜欢和她接触。艾老认为，记者们喜欢母亲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她提供的新闻真实，另一个是她为人的真诚和她的品格。
在谈到重庆时期外国记者的状况时，艾老说，当时，外国记者总的来说不相信国民党的话，但他们相信周恩来。在武汉他们还相信国民党（宋庆龄还在武汉），在重庆，他们不相信国民党，特别不相信军事发言人，因为他们撒谎比较多。当时流行一个笑话，说人们不需要告诉国民党军事发言人任何情况，防止他们说谎话。
为什么外国记者相信中共发言人的话呢？因为龚澎他们讲实话。龚澎善于利用一切机会做工作，她往往是在给舆论以正确引导，但并不使你感到是在被人“引导”。
艾老说，现在共产党是一个执政党了，当时龚澎是一个地下工作者，但她非常开朗、透明。和她来往使人感到很亲切。艾老在谈到过去的人对现时的意义时说，人们不应该忘记龚澎，现在的宣传媒体应该多宣传像龚澎这样的人。
艾老还风趣地提到了当年曾家岩50号养的一只矮脚狗，因为它长得丑，人们开玩笑管它叫贝当（当时法国的汉奸将军），其实它脾气温和从不咬人。后来这只狗被吃掉了，周恩来最恨人吃狗肉，因此而大发雷霆。
当我写出这些珍贵的回忆时，艾老过完90岁生日离开了我们。得知这个消息以后，我默默致哀。眼前不觉又浮现出他生前快乐而幽默的神情。感谢他的夫人黄浣碧送给我艾老写的回忆录《见证中国》。所有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们永远不会忘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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