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激情岁月
与社会各界的交往(1)

    在重庆，母亲除了从事众所周知的新闻工作之外，还是中共南方局青年组成员（组长刘光），她的主要工作是负责与青年会的联系与研究。为了打开工作局面，母亲与社会各界，特别是与重庆知识界的学者和青年知识分子有着多方交往。

    抗战爆发后，国内一些著名的大专院校陆续搬迁到了内地，南开学校、上海医学院、南京大学等校分别在重庆建立了校舍，众多高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云集在这座山城。皖南事变后，一批原属新四军领导的地下党员也转移到了重庆，他们的组织关系就放在曾家岩50号，母亲负责与这批同志联络。

    当时，党的各级组织党员与组织之间实行单线联系，布置任务不再用开会的方式，而是个别进行，党员向组织汇报情况，也采用这种方式。这部分工作是外界不熟悉的。因为周副主席一向主张，要把党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严格分开。

    1939年7月，上海医学院第一个学生党支部建立，共有党员三人：计苏华、聂崇铭(方春望)、王士良（黄志尚）；书记计苏华是他们中间的老党员，一年以前正在上海医学院读书的计苏华经我的大姨龚普生（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开展工作）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不久，上海医学院在昆明和重庆都成立了分校，1939年暑假，上医学生随学校迁往内地，到昆明后与上级失去联系,他们立即分头去寻找。聂、王两人利用到重庆中央医院实习的机会，设法看望了正在住院的周恩来同志，他们希望周恩来帮助他们恢复与组织上的联系。周恩来鼓励两位年轻医生说，不要急，将来总会联系上的！要把医学科学学好，这也是一通百通，真正把医学科学弄通了，与马列主义也是相通的。

    不久，从抗战救护总队缅甸医疗队归来的计伯伯见到了这两位同学，并且告诉他们，他已于1942年春天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与上级接上了关系，由担任周恩来秘书的龚澎负责与他直接联系。同时，龚澎向他传达了周副主席的指示：在重庆要长期隐蔽，等待时机不能轻易暴露，目前不要发展党员，不要活动，但要做好交朋友工作，团结一批人。

    回到学校后，他们把工作的重心放在交朋友上，并且先后团结了十几名积极分子，其中有不少人以后都加入了革命队伍。

    为了工作便利，计苏华陆续把聂崇铭和王士良两位同志介绍给母亲，并交代了见面的办法：二至三个月交一次党费,三五个月与龚澎见一次面。1943年间，母亲作为上级党组织的联系人在曾家岩周公馆接待了他们，在了解他们的情况之后，母亲向他们讲述了当时的形势。

    计苏华始终严守着组织的机密。多年以后，他的夫人史记招大夫才得知，原来在病房和自己倾心交谈的龚澎大姐，就是计伯伯与党组织的联系人。几十年后，史大夫仍旧非常动感情，她说，和龚澎在一起，不仅能增长知识，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她从不对我长篇大论地讲革命道理，而是通过轻松愉快的、家庭式聊天把她要讲的话说出来，她的只言片语汇集起来就是送给我的最有价值的礼物。

    1945年8月，毛泽东从延安来到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为保证首长安全，我们党急需一个自己的医务工作者。周恩来接受母亲的建议，把政治上可靠，技术上过硬的计苏华调来执行任务。当时的条件非常有限，没有任何测试设备。为了确保毛主席吃的饭和饮用的水都是安全无毒的，在谈判的43天里，每一次都是计伯伯先喝先尝，甚至先给自己注射测试。他还将毛主席的血液涂片交给聂大夫检验，当得知结果是阴性时他才放心。母亲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

    计苏华为人谦逊，从未向外人提起这段经历。很多年以后，人们才从大姨的讲述中得知这段感人的故事。

    1946年母亲转赴上海办事处工作以后，仍旧负责与上海医学院校的地下党组织联系。1947年计苏华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远赴美国学习，1949年3月回到祖国，成为新中国第一批胸外科专家。解放后，历任中央保健局副局长，北京医院副院长。文革中计伯伯成了被打倒的对象，有段时间连周总理也不知道他的下落。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我们两家一直保持着密切来往，母亲经常请他的夫人史阿姨带着孩子到家里来。

    梁思成先生是我国著名建筑学家，他当时在四川进行建筑研究，因为陪夫人林徽因看病，住在中央研究院宿舍。

    在梁思成的记忆中,龚澎是他认识的第一个共产党员。他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有一个年轻女子找到他们的住处，自我介绍叫龚澎，是共产党员，并且说，我们共产党愿意结识一些学者,了解你们的情况,听听你们的看法。梁先生说：“龚澎文雅漂亮，给我和林徽因留下良好的印象。”

    解放后他们又在颐和园相遇，母亲告诉梁先生,在重庆那次会面，是周恩来从费正清夫人费慰梅处得知他们的消息，特意派了母亲前去看望他们夫妇的。

    陈秀霞1944年从上海到重庆中央大学（原南京大学）学习，到达重庆之后，她立即设法与办事处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在曾家岩50号接待她的就是母亲。

    不久，陈秀霞准备回上海治病，那时内地交通极为不便,解放区被封锁，四处战乱，一段段各自为政的铁路互不衔接，很短的路程常常要走上好几个月，万般无奈的陈阿姨向母亲诉说了自己的难处。几天后，母亲告诉她一个可行的计划：过两天将会有一位“中央日报社”的记者李先生去找她，然后她将以李太太的身份和这位记者扮成夫妻，搭乘一架美军的飞机前往南京，然后再转道去其他地方。

    由于工作关系，母亲与史迪威将军主持的美军司令部的朋友很熟，她时常通过这条渠道为我们的同志提供方便。几天之后，一切准备就绪，陈阿姨按计划“化妆”登上了一架军绿色的飞机，两个小时之后，他们顺利降落在南京机场。

    父亲刚到重庆时，沿袭了在香港的惯例，在神仙横街《新华日报》社租住的一间屋子里牵头组织了读书会。结婚后，他不再唱“独脚戏”，而是开“夫妻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