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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岁末，就在母亲从失去亲人的悲痛中逐渐走出来时，命运之神把我的父亲从千里之外牵到了母亲身旁。爸妈相识在重庆曾家岩50号周恩来的办公室，那是他们俩第一次见面。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美国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即将占领九龙，中共南方局指示廖承志、连贯、夏衍、乔冠华等人，要迅速将滞留在九龙的文化界和民主人士抢救出来。他们日夜在忙碌着，想尽一切办法通知和疏散他们。
此时我的父亲乔冠华（笔名“乔木”）在香港写国际评论已经小有名气。他在香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局势预见和分析条条入理而精辟，受到很多读者的欢迎。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根据中央迅速撤离港九的指示，父亲与夏衍和连贯三人在铜锣湾“避风塘”租了一条船,冒险渡海,撤离了香港。在九龙与东江纵队政委林平汇合。此时，香港工委与东江纵队策划实施了香港大营救。
父亲等人化装成香客通过了封锁线来到牛池湾,翻过九龙坳，走过羊肠道，直至夜色降临,他们从企岭乘武装的船只偷渡大鹏湾。夜间三点行至沙鱼塘上岸，又走了一段山路,才脱离险境，当他见到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同志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紧接着他们连夜开会，决定分别在惠州、老隆、韶关、东江粤北一带设立秘密接待站。组织上决定爸爸留在韶关，以完成接送从香港、东纵疏散过来的人员，那时几乎每隔几天就有一批人从香港过来。
“香港大营救”期间先后有近百名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被安全护送到东江纵队游击区。其中有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等著名爱国人士。
因为叛徒告密，廖承志在广东乐昌被捕，特务押着他到韶关上了一条小客船。此时父亲正好远远站在河边，刚要上前打招呼，廖承志见状转过头大声痛斥叛徒，由于他的机智，父亲才免遭一劫。
不久，军统局发出逮捕父亲的电报，父亲的老同学赵一肩暂时扣押了逮捕令，并且立即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他。父亲马上动身离开韶关来到桂林，然后继续前往目的地重庆。到周恩来身边工作，这是他早就向往的事情。
火车从桂林行至贵州独山就再没有铁路了，人们都纷纷搭乘黄鱼车。什么是黄鱼车呢？当时国民政府为了出口钨砂，有许多途经西南公路运输钨砂的卡车,司机为了赚些外快，便沿途拉载顺路乘客，搭乘这种车的旅客叫它黄鱼车。乘客给司机一些钱，他就给你一个座位，钱多就坐在前面，因为钨砂单位重量大，在车上只铺了很浅一层，槽梆内剩余空间多，上面都可以坐人。为了继续赶路，父亲登上了一辆开往贵阳的黄鱼车。车上已经有不少乘客，父亲便背着小包坐在靠在边上的一个位子上。
卡车在崎岖的山峦上一路颠簸着，不久天上就下起了雨，而且越下越大，父亲身穿雨衣又靠着卡车的铁板，尚能挡住一部分风雨，可坐在中间的就惨了，干挨淋。父亲看见前边有一个老太太穿得少，被雨灌得直打哆嗦，就跟她换了个座，老太太少受了许多风雨之苦，连声道谢。
下雨走山路必须格外小心，下坡时司机不开油门，顺路向下滑行，人们已远远望到前边有灯火在闪烁了，可谁想就在此刻，突然之间天翻地覆一片黑，翻车了！汽车从公路边的悬崖上翻了个身，整个掉了下去。惊恐之余父亲伸手一摸，身边老太太已经死了，车上20个人死了一半，父亲不但没死，连伤也没有。后来他乘着警察开来的车来到了贵阳。通过老同学邓迁相助,搞到通行证,继续搭车来到了重庆。
很久以后，爸妈闲聊起当年的往事，我问他们在讲什么好听的故事？妈说，你爸爸到重庆之前，九死一生，捡了一条命。我对爸爸说，这就是一报还一报吧!父亲显得若无其事，他笑眯眯地对我说,那是赶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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