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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前后，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周恩来号召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同志学习英语，办事处办起了业余学习班，母亲也拣起了基础课。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尽管周副主席在南开大学毕业后到国外留学多年，英文、法文都很好，可以直接与外宾交谈,并且常常指出翻译工作中的错误,可他仍旧以身作则，虚心学习,并且请母亲为他讲授英语知识。
母亲为此进行了精心准备，可她却从未在众人面前提及教周恩来英语这件事。多年之后，老同事们的回忆相继再现了当年的情景。
陈舜瑶阿姨说，龚澎自幼受的是洋学堂教育，她的英文功底很好，可是她并没有自恃高傲，显示自己，看不起别人。那时大家都很少谈各自工作上的事情，但我们时常聊起彼此的家庭，过去的经历。她对同志很真诚。尽管我们后来没有在一起共事，可我一直十分想念她。
1945年10月初，周恩来准备会见美国总统私人代表威尔基之时，为了使工作更加周密妥当，他与在美国新闻处工作的刘尊棋同志商谈，还是由龚澎担任翻译，除非是美方另提出人选。
几天之后，周恩来在宋子文的家里与威尔基见面会谈，并且再次向他提供了国民党制造摩擦的具体情况，说明蒋介石若不改变反共政策，势必造成中国内战，影响对日作战。
威尔基在他的《天下一家》中回忆说：“我就是在那里和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的周恩来作了一次从容不迫，单独而不受阻碍的谈话。”
新中国外交部成立之后,周恩来同志仍然十分信任母亲，当年轻人在现场翻译时，周总理就对她说,翻译得怎么样啊?你看看有没有不准确的地方和漏掉的词句，你把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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