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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澎的魅力倾倒了美国大使馆和外国记者招待所里不少年轻人,她成了“言论自由的象征”。费正清在给他夫人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发现龚澎对她所认识的每一个人都产生一种驯服功能。布鲁克斯?埃特金森也同样感到了她那奔放的热情，别的记者更不用说了，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约瑟夫?艾尔索普因她的魅力而发狂，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爱律克?萨瓦莱德一见到她就容光焕发，菲利浦?司普劳斯则是暗自表示倾慕之情。英国大使馆中的部分人士也都是这样，还有哪些人我就不清楚了。主要之点是，她具有像你一样的善于同人交谈的品质。”
费正清夫人费慰梅是一位画家，时任美国大使馆文化专员。当时正在收集中国的绘画、漫画和少数民族美术工艺品等，预备拿到美国华盛顿去办展览，以增进美国人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费慰梅很信赖母亲，她认为母亲为人公正，懂得艺术，找哪些人的作品、找哪一类作品，她大都征求母亲的意见。母亲曾向她介绍了许多解放区的漫画、木刻、剪纸等艺术品。
有一次母亲突然生病发烧，费正清得知后告诉了《纽约时报》记者布鲁克斯?埃特金森，他把母亲悄悄送到海军医生那里，经过诊治,母亲患上了痢疾，在服用了几片磺胺药片后，她很快就痊愈了。父亲到达重庆后，经常与母亲一起向他们夫妇学习美式英语。
1940年底，中共中央在对美籍记者态度的一份文件中指出，为了加强对外宣传，提高我们的外交地位，我们应当主动有计划地提供各种适当的材料，以形成“与英美之间一定程度的外交关系”。
为了打开对外宣传的局面，母亲与各国记者和国际友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她与对方聊天、谈家常，从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而是尽量寻求共同点。母亲总是兴趣盎然地倾听别人的谈话，并且友好地提出一些忠告，她善于接受每个人的独特个性，对意见不同者不抱有成见。记者们与她很谈得来，也因此愿意接近她。这种氛围不知不觉地影响着周围的人们。一位美国记者曾说，他也知道龚澎是为共产党说话的，但她的话不但听来令人信服，日后也能得到时间的考验。也有被反动宣传所蒙蔽的外国记者，常常说些带有侮辱中国人民的语言，母亲对此极为冷静，她采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来说服对方。所以外国记者对她都十分敬重、钦佩。
母亲在重庆涉外新闻界中赢得了广泛的欢迎和信任。许多外国记者不愿意到重庆新闻局那里获取资料，却更愿意听取来自解放区的声音。国民党行政院新闻发言人张平群学识渊博，通晓中、英、德几国文字，与周恩来是南开时期的同学。尽管是政治上的对手，但他很敬重母亲，说龚澎很能干，对待工作一丝不苟，与记者打交道时非常灵活，能够随机应变处理问题。他的夫人也对母亲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成为美国老牌电视评论家的塞瓦赖德说：
“一看见龚澎,我便产生了毫无用武之地的感觉……当一个三心二意的自由主义者面临一个具有献身精神的真正的强者的时候,他就会产生这种全然徒劳无益的感觉，这位强者是这样一个人，她甘愿冒险犯难，下定决心，把自己的一生献给高贵的事业，献给她永远也看不到的未来—凯歌高唱的明天。”
自然,在这样一位受欢迎的女记者周围，浪漫的插曲会悄然响起。当时曾有一位出色的美国记者对母亲极有好感，尽管他知道不会有什么结果，却一往情深地暗恋着母亲。他没有任何非分的举动，却总是默默地出现在妈妈经常出现的地方，希望能更多地看她一眼。母亲一如既往地对待每一个朋友。很多年之后，几位老记者还得意地讲起这段浪漫的故事。
王安娜是父母亲的老朋友，她在《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一书中写道：
“聪明的龚澎，她就像画中的美人。在外国记者中，龚澎很受欢迎，因此，那些怀着恶意的家伙便到处宣扬：外国记者的报告非常亲共，是因为他们想得到这个很有魅力的女共产党员的偏爱。龚澎与记者们很友好地合作，但并没有个人感情掺杂在内。对那些颇为露骨的求爱的话，她总是采取听而不闻的态度，不加理会，但外国记者中并没有人因此而对她抱有恶感。”
母亲对现实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她认为自己还很肤浅，还有很多没有读懂的理论，不能仅仅成为一个宣传家，她经常对自己进行严格的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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