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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来到重庆的时候正值皖南事变前夕。
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不断制造两党之间摩擦，在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之后，又连续发动三次反共高潮，环境越来越险恶。为此，中共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关于白区工作的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为了更好地保守组织秘密，大家不相关的事情不谈，不该自己知道的事情不问。南方局还提出了“勤业，勤学，勤交友”的具体精神。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教导团及第三支队9000人奉命北调，6日行至安徽泾县茂林地区附近时，突然遭遇国民党军7万多重兵包围攻击，一场激战开始了。经过七天七夜血战，除少数突围外，死伤被捕7000多人。军长叶挺被扣，项英、袁国平、周子昆遇难。1月13日晚，重庆红岩村传来新四军总部发来的最后一份电报:“我军弹尽粮绝伤亡惨重，已战斗到生命最后一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国民党袭击新四军的举动使爱国的中国人无比愤慨，连西方记者也感到震惊。但是重庆官方的报纸却只字未提。外国记者向有关部门询问也没有得到答复,共产党方面写的报道都被新闻检查处扣押了下来。“中国当局既不允许中国记者实地采访，也不容许中国报纸刊登真实情况，这可是个不小的悲剧”（白修德语），不明真相的人们得不到任何相关的详细情况和媒体的证实。
周副主席获悉消息后于1月7日连夜召集外事组的全体同志，要求他们尽快与驻重庆的外国人取得联系，特别是外国记者和外交官，通过他们将皖南事变的真相迅速告诉全世界。并且把编印好的有关资料提供给他们，分别转往美国和南洋香港等地发表。紧急会议结束后，母亲与同事们立即分头行动起来，他们想尽一切办法与自己熟悉的记者和外国朋友联系上。
此刻重庆到处是特务和盯梢的尾巴。外国记者站的门口日夜都有人严密把守着，谁也别想蒙混过关。尽管如此，母亲总有办法向他们传递信息，进不去就设法把外国记者约出来见面，通过他们带进去解放区的宣传品。母亲还和王炳南、王安娜夫妇分别拜访了自己熟悉的外交官和外国记者，向他们说明了“皖南事变”的真相和共产党坚持抗战的方针政策。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直支持中国人民抗战的英国大使克拉克?卡尔爵士对国民党的做法表示出种种不满，母亲立即抓住这个机会，用大量的事实揭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指出了“同室操戈”的实质和由此可能引发的严重后果：国民党一手挑起的破坏行为，有可能导致日本侵略者的大规模进攻。记者们在现场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母亲无形中成了记者招待会的中心人物。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美国等西方政府对中国的抗日战争采取了中立和观望态度，他们希望中国战场尽可能把日本人牵制住，以防止战争扩大化。当时日本侵华期间的大部分战争物资都是美国输送的。1939年希特勒军队进入捷克，西方人的远东绥靖政策很快面临破灭。尽管如此，他们仍然探求着中日谈判的可能性。因此，要让英美等国看到“皖南事变”的真相是十分重要的。当王安娜把事件真相告诉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爵士后，他马上邀请周恩来到他的寓所商谈，周恩来向他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卡尔大使随即向国内做了如实报告。英国政府警告蒋介石，内战只会使日本人加强对中国的攻击。
不久，周恩来接见了来华进行调查工作的罗斯福总统特使居里。美国政府根据居里回国后的报告明确表示：如果蒋介石在此时发动内战，就将暂停一切对华援助。周恩来还会见了苏联驻华武官崔可夫（后来成为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指挥官）。
在重庆的又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卡尔大使故意当众邀请时任周恩来新闻秘书的母亲坐在自己的旁边，当时很多外国人都认识母亲。这显然是为了表示不赞成蒋介石破坏团结抗日的举动。此后，卡尔大使也与母亲成了好朋友，他们保持了多年的友谊，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
1942年3月，《新华日报》登载了一篇龚澎写的卡尔大使访问记：《惜别一位真挚的中国友人》，这是母亲遵照周副主席的指示，以《新华日报》记者的身份对卡尔大使进行专访之后写成的。母亲在文中写道：“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爵士在华已四年，他在促进中英邦交上有着显著的贡献，他代表着英国人民对正义战争的意志，真挚的爱护中国抗日战争和中国人民……记者谨祝这位来自致力于反法西斯的民主国家的中国友人和外交家健康与成功。”
国民党顽固派一手制造的“皖南事变”惊醒教育了对他们抱有幻想的人们，爱国的中间分子趋向同共产党人联合，反对内战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也在此时诞生了。中共维护抗战大局的态度博得各界人士的广泛同情，赢得了政治上的优势。一些西方政府警告国民党不要扩大矛盾，国际舆论纷纷要求国民党实行民主，建立包括中共在内的联合政府。
1941年1月17日晚，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布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通令和发言人谈话，反诬新四军叛变，悍然宣布撤消新四军番号，声称要把叶挺交付军事法庭，这些决定第二天就要在报纸上发表。周恩来即刻召开了南方局和办事处全体会议，他分析了当前的形势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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