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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春天我第一次来到重庆。对于雾都来说,那一天是少见的好天气,蓝天在云雾中露出晴朗的笑脸,南风徐徐吹过,走在绿树茵茵的山路上抬头远望,长江和嘉陵江好似两条蜿蜒聚首的长龙,即将启程的轮船鸣响了汽笛,很像当年的纤夫唱起的川江号子。
大半个世纪以前,重庆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临时首都,雾气腾腾的街头上随处可以看到饥饿贫穷的画面和被敌机轰炸的断壁残垣。国民党要员在南岸建有豪华的别墅,这里还驻有许多国家的驻外使团和记者。此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就设在这座云雾缭绕的山城。
1940年深秋,母亲从太行山调往重庆工作。她和朱德总司令等一行离开总部,中途经过西安办事处时,恰巧碰到了一起奔赴延安的老同学区棠亮(她当时是林伯渠的秘书),两人愉快地诉说着分手之后的经历。当时和母亲同行的还有总部的另一位秘书,以及到洛阳赴任的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主任。他们渡过黄河来到洛阳,朱老总会见了卫立煌之后,母亲继续向南赶路。
几经周折,母亲终于来到了位于重庆市郊的红岩嘴,起伏的山峦绿树葱葱,沿着石阶往上走,经过半山腰国民党“外办”的灰色小楼,很快就进入了大百农场。高大的灌木和芭蕉树在湿润的空气中生机勃勃地舒展着自己的枝叶,一棵茂密的黄桷树成了醒目的路标,从此右上的山坡通往红岩村,而顺着左下的小路走几分钟就是“国民参政会”,当年有很多盯梢的特务出没在附近,原来国共配合得是这样密切!十几分钟后,群山之中出现了一座有着两个尖顶的楼房,建筑不高,却有庄重的气势,这里就是十八集团军、新四军驻渝办事处(简称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简称南方局)所在地红岩村。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南方局是延安派驻重庆的代表机关,由于国民党当局的种种限制,南方局的活动是秘密的。根据规定,新调来的工作人员都要去这里报到。
对于母亲的到来,《红岩村轶事》一书中有如下描述:“1940年秋末,红岩村来了个大美人。当时办事处的同志们都拥到会客室想看个究竟,新来的同事是什么样呢?”“人群中站着一位戎装的姑娘,旅途的劳累也遮掩不住她的风采:粉腮秀眉,明眸皓齿,短发齐耳,女性的妩媚中透出无穷的青春朝气。果然是一位绝色佳人。”
其实这样的形容是过于夸张了。当年的老同志告诉我,你妈妈到达重庆时,用四个字形容最准确:风尘仆仆。从太行到延安,再设法搭车到重庆,而且年轻同志大都坐在最后的位子上,一路上至少要走十几天的路程。不停地颠簸和奔波,顺利到达重庆已是很辛苦了。
尽管是满身的劳累和尘土,但精神却十分振奋:终于到达目的了!这里的年轻女同志并不多,大家见面格外亲切。母亲希望和同志们尽快熟悉,她大方地自我介绍:“我叫龚澎,从八路军总部调来的,能和大家一起工作很高兴!”
走进红岩村,仿佛置身在八路军的军营中,房子设施整洁而简朴,包括几位领导人的办公室和住房都极为朴素。办事处的同事们还在空地上开荒种地,自给自足。想象中父母亲的生活至少是大都市化的,而我所看到的却截然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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