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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冬季的一天，朱老总兴奋地告诉大家：有一位在德国留学八年的留学生要来秘书处工作，母亲和同事们既高兴又好奇。
第二天果真见到了这位高材生，他身体高大而健壮，戴着一副黑边眼镜，满脸英气和庄重，看上去像是一位学者，而且是立即能博得众人好感的人。他就是刘文华。
当时，前方总司令部设在辽县的一个大庙里，庙前舞台上的三间小房子就是秘书处。八路军一方面要对日军反扫荡，一面又要对国民党反磨擦，往来电报函件、战况、作战部署等都要及时编译成文，大家工作任务很重。
母亲与刘文华同在秘书处工作，两人逐渐熟悉了解。刘文华经常帮助母亲分析和认识问题，有一次母亲半开玩笑地说，你学了六七年的机械工程现在用不上了，目前做的事和机械工程毫无关系，等革命胜利后你还是彻底改行吧!刘文华却说，我将来还是要做工程师!我现在是效法鲁迅先生，鲁迅先生本来是学医的，可是他认为医治中国人的灵魂更重要，他就从事了文学创作……待赶走日本鬼子，革命成功后，我还是要当我的工程师，好好建设人民的国家。
在个人问题上母亲始终坚持自己的标准，当年在延安的女同志很少，要嫁一位老资格并不困难，可她更在意兴趣上的一致和彼此之间能够沟通理解。
经过慎重考虑，母亲认为在共同的理想和思想基础上建立起的感情是成熟的。1941年8月1日，她和刘文华结为伉俪，并郑重地在村里一棵杨树上刻上了他们的名字和日期，此时正是百团大战的前夕。
8月30日，母亲奉中央命令调往重庆南方局工作。那时上级党组织并不清楚她已经在一个月之前结婚。母亲和刘文华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他们商定，抗日战争胜利的那一天，就是我们团聚的日子！分别的那一天，刘文华和左权将军站在山岗上为各自的亲人送行。
谁知这次的生离，竟成了日后的死别。
那是母亲和刘文华分手后的第一个冬天，中央加强了调查研究工作,前方总司令部在晋中设立了战略情报站，左权将军兼任处长，并从总部及129师和军分区各抽调了一批干部，申伯纯、王百平、李新农、刘文华四位同志分别负责太行各地区的敌后情报。临行之前，左权将军把自己的手枪和坐骑马给了刘文华，同时还为他配备了机要员、饲养员（养马）和警卫员。刘文华与一名即将派往敌后的干部来到了晋东南地区的和顺县，这里也是129师新编10旅（曾绍山任副旅长兼太行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员）的驻地，平时大家都住在一起，傍晚时分，战友们围着篝火煮起一大锅南瓜汤。旁边一个村子是129师新编11旅的驻地，由一分区司令秦基伟负责（某些书中对这段史料描述不准确）。上世纪80年代我在意大利碰到秦基伟将军率领的军事代表团，秦伯伯对我说，你家的历史我比你还清楚！
在总部的直接领导下，情报站（对外称交通站）负责搜集敌人据点的情报，向外派遣干部，在开明人士和地主绅士中间开展统战，并且利用家庭和社会关系打入敌人内部，进行了大量不为人知的工作。
为了工作，刘文华常常深夜不眠，黎明即起。因为条件艰苦，晚上就点着菜油灯，利用敌伪报纸的材料整理材料，没有稿纸，就在旧报纸边上的空白处写文章。他知识渊博，记忆力极强，可出口背诵许多诗词。
1942年5月，日本侵略军向太行山区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这是八年抗战最艰难的岁月。夏日的一天，刘文华一行人赶到总部汇报工作，在返回情报站的路途中，他们遇到了扫荡的日本兵。在急行军中，刘文华因为急腹症发作无药医治而腹疼难忍，同行的战友向附近的老百姓借了一块门板做担架,并找了两位老乡帮忙，他们打算把病人送到邻近的医院去治病。只要翻过前面的山岭，再穿过敌人封锁的公路就可以到达目的地了。
抬着担架又走了一段路程，蜿蜒的公路已经近在眼前。这时已是半夜两三点的时辰了，刘文华疼痛加剧,临时带的两片药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了。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一行人抬着担架钻到公路旁一个农民看庄稼的小窝棚里，里面光线很暗，他们从挎包里拿出平时自制好的灯捻儿（用一种野草做的）使劲搓着，终于搓出火花可以照明用了。
从窝棚的缝隙向公路上望去,日本人骑着马不停地在公路上巡逻，几步就是一个岗哨,马上穿过封锁线是不可能的。此刻，刘文华因为疼痛几乎休克,他强忍病痛吃力地对身边的沈少星干事交待了工作,并准备了万一不测的遗嘱，请转告我的妻子……沈干事含着泪从挎包里取出了精心保存的钢笔，一笔一画地记录着：
“我现在忍受着有生以来最大的疼痛，倘若是在敌人刑场上我一定忍受到最后一分钟。我相信党的三三制政策，我相信坐镇华北领导抗战的彭德怀同志。我的妻子我爱她，我倘有不测，让她嫁人，只要不脱离革命，就对得起我。呜呼痛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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