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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抗议国民政府在12月14日成立的伪“冀察政务委员会”，北平学联决定，动员全市学生进行总罢课,继“一二?九”后再发动一次大示威，把抗日救国运动推向新高潮。鉴于清华、燕大等校学生上次被阻于西直门外的经验，学联要求，各校抽出部分学生组成先遣队，提前进城接应。在行动前夜，燕大学生会召开了全体会议，同学们一致通过参加翌日的示威游行。
学生会主席郑重宣布，为确保明天的行动顺利进行，我们要征集一支由三十人组成的敢死队，他们将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用来排除可能遇到的任何障碍，“请有意参加的同学到主席台来报名！”会场一片肃静，同学们在期待着一位挺身而出的壮士。只听后排传来一阵“噔噔噔”的脚步声，大家的目光顿时集中过来，原来是历史系的女同学龚维航像男子汉一样走到了主席台上。在那条洁白的围巾衬托下，她的脸庞显得更加秀美红润。
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打破了短时的沉寂，全场向她投去敬佩的目光，接着，一排排男女同学先后站了出来。母亲在学生中威信很高，也很有号召力，大家看到她第一个走上前去报名，都纷纷跟着响应。由于人数太多，主席竟不得不让后站出来的退回原座，敢死队就这样诞生了。
1935年12月16日，北平城再一次发出惊天动地的吼声。燕京、清华两校以敢死队队员作骨干组成的精干队伍已在前一天晚上冒着严寒潜入北京城，大家分散住到北平城内的校友会或是同学家里。第二天清晨，母亲和同学们迅速赶到了预定集合地点—西直门内北沟桥。上午9点，大家在东北大学宿舍排成队，燕京30人在队列的最前面，清华30人居中，后面是东北大学数百人的大队。
母亲与同学们勇敢地走上了街头，他们招呼着沿路的学生一起参加游行。先遣队和东北大学的队伍从北河沿行至石驸马大街，在接应北师大同学突围时遭到军警猛烈袭击，军警们用大刀皮鞭和准备好的水龙头驱赶着学生们，冰水浇透了母亲的棉衣，不少同学受了伤，还有人遭到逮捕。学生队伍数次被冲散又数次顽强地集结起来，敢死队终于提前来到了天桥总会场。
上午11时，北平学联在天桥召开了市民大会，到场的有两万多人。大会结束后，母亲和同学们臂膀扣着臂膀，每8人或12人一排，形成了一支浩荡的游行队伍。学生们向周围散发了大量的传单，“反对华北自治！”“打倒卖国贼！”“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口号此起彼伏。这次行动有力地打击了伪政府的卖国活动，当局不得不被迫宣布延期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
在学生运动最紧张的时候，母亲仍然写出了她的论文《清代汉人拓殖东北述略》，后来发表在顾颉刚主编的《禹贡》半月刊上。
“一二?九”运动以后，燕大呈现出一片崭新的精神面貌。
母亲担任了学生自治会新成立的课外活动委员会主席，她积极策划开展了许多工作。委员会下设华北专题研究会、时事研究会、青年问题座谈会、宣传处（内设对外宣传组、出版组等五个组）。其中的对外宣传组有16人参加。学生们负责给国外青年团体和著名大学的学生写信,在交朋友中宣传抗日。此外，他们还要用英文写稿报道“一二?九”运动，并且向国内外英文报刊投寄。不久,母亲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1936年1月，部分学生组成了南下扩大宣传团。一个多月后,南京国民政府发布了一个取缔北平学联的通知，军警先后在东北大学、中国大学、清华大学等几所学校里逮捕了200多名学生，学生运动进入低谷。
1936年初春，母亲经燕大同学陈（陈矩孙）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陈是福建人，燕大毕业后奔赴延安，解放后曾担任刘少奇同志的秘书。
当时党组织十分需要发展和扩大自己的队伍，至1936年上半年，党团支部发展迅速，形成了校内革命活动很强的骨干队伍。燕大第一任支部书记王永琪（王明远）回忆了燕大党支部建立的经过：在“一二?九”开始的时候，一个深夜，燕大学生陈在燕大图书馆后面的广告牌前找到了正在贴秘密传单的清华同学姚依林。第二天陈对姚依林自述了自己曾于1930年在福州参加过共青团，现在找不到关系。姚依林便把他介绍给周晓舟，当时地下党非常需要新生力量，陈很快被吸收为党员。第二天陈就发展了一位同学，这位同学又发展了王永琪。1936年2月，南下宣传团回到北平之后，燕京大学成立了党支部,由王永琪担任书记。陈是西郊区委书记，他和文书都不参加燕大党支部。不久，陈又吸收几个学生会的领导人入党，由上级直接领导，也未编入燕大党支部。①
当时校内各年级都有党、团员和民先队员，以1935年入学这一届人数最多。柯华（原驻英国大使）回忆说：“回想‘一二?九’运动中的燕京同学，谁也不能不承认，龚澎是一个卓越的学生领袖，她是燕大同学的光荣，她是燕大同学的骄傲。”
不久前我碰到一位比母亲低两届的校友，当年也是参加抗日活动的积极分子，后来随丈夫远赴国外，这位年逾九旬的长者问我的第一句话是，龚维航怎么样了？可见当年印象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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