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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日军不断寻衅滋事，北平风雨飘摇。日本通过《何梅协定》攫取了包括平津在内的河北省大部分主权。国民政府的军政人员从北平撤走了。街头上常常有横冲直闯的日本宪兵，到处是日文书、东洋货。不久，日本人占据了丰台火车站。
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中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全国人民不分阶级，不分党派团结起来！”
一批进步学生聚集在北京西北郊的樱桃沟，在一块巨石上刻下了“保卫华北”的誓言。这四个巨型的大字至今仍屹立在丛林之中。
10月22日，燕大学生会召开了一次全体会，向正在南京开幕的国民党第六次会议发出电文，请求政府“开放言论集会自由，禁止非法逮捕学生”。学生会根据这个提案还起草了一份要求民主的宣言草案，得到北大、清华等九个学校的学生自治会的响应，共同发表要求国民政府实行民主改治的联合宣言。
当时，北平地下党领导的北平学联在燕大开展了许多秘密活动，母亲和一批进步同学时常聚集在新闻系讲师埃德加?斯诺家中，为了不引起注意，斯诺夫妇刚刚从城里的煤渣胡同搬到海淀郊区一所农户的住房。在那里，大家一起讨论着时政和斗争的方案。
经常在斯诺家中聚会的有：北大学生北平学联负责人俞启威（黄敬）、清华的姚克广（姚依林）、还有燕大的张兆麟、王汝梅（黄华）、龚普生、龚维航（龚澎）、陈翰伯等人。当时，大家以“燕大几个学生”的名义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大家忧国忧民的想法。斯诺对学生们说，我认识宋庆龄，我负责把这封信交到她的手中！几天后，这封信经由史沫特莱女士到上海亲手交给了宋庆龄，并且，她还带回了宋庆龄给同学们亲笔签名的英文信。宋庆龄在信中说，“我们处在北国前线的青年不能只是埋头读书，你们要有所表示，你们要行动起来！”
为了推行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12月初，国民政府筹备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
1935年12月7日，北平学联做出一个重大决定—两天以后在北平城内举行一次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请愿游行。
12月8日晚，学生会在燕园的贝公礼堂召开了一个简短的学生大会。大家争先恐后报名参加第二天的活动。母亲积极参加学生动员工作，杨公素伯伯后来回忆说，“一二?九”前一天，龚澎找到我和几位熟悉的同学说：“今晚半夜起来，有重大活动！参加我们的行动吧！”
12月9日清晨，全市各校近万名学生怀着满腔热血纷纷走出各自的学校。原定集合的时间是8点，初次参加、组织这样重大运动的母亲一夜未眠，她和学生会的几位同学天不亮就提前来到了操场上，他们分头在学生宿舍楼下面吹响了哨子。不一会儿就聚集了五六百名学生。此时有同学跑来报告说，国民党的军警封锁了学校的正门，大家立即改变了路线，从另一个小旁门走了出去。此时天色还未放亮，为了防止队伍走散，同学们一个挨着一个行进。他们迎着寒冷的西北风，从海淀直奔预定的集合地点—新华门。
燕京大学组编了六个大队，每队90人，下面还设有小分队。母亲是六大队长之一。她和同学们一起，拿着牛皮纸卷成的话筒，轮流带领学生呼喊抗日救国口号，遇到群众多时，就向群众发表抗日救国演说，挥泪控诉日军在东北的暴行，谴责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一路上大家群情激愤不断地撒传单，喊口号，高唱抗日歌曲。另外还有纠察队和骑自行车的交通队。
当游行队伍行至西直门外的高梁桥时，桥上戒备森严，密密麻麻布满了武装警察，他们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满脸杀气。为阻挡游行学生进入城内，当地增派了许多警力，并且在路口设置了三道防线。大家高喊着：“让路！滚开!”一部分学生围着军警和他们进行交涉。
母亲此刻正在队伍的最前列，她站到高梁桥头一个高高的土墩上挥手高喊：“同学们，冲啊!”大家跟着她奋力向前闯，浩浩荡荡的游行大军冲散了军警的防线，警察们挥舞起棍棒和刀鞘,一些人被打伤，可是他们毫不退却。
学生们分两路来到了古老的西直门城墙下，此时城门已牢牢紧闭，清华等校学生也被堵截在这里，四周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军警，箭楼上的北平官员在观看、劝阻游行队伍，竟然有日本军官和他们站在一起。学生们见状，大呼抗日口号。学生会派人交涉却未成功。学联负责人决定，就在城楼旁召开群众大会。正巧附近有一个老百姓搭的唱戏台子，这成了天然的主席台。燕大学生会主席张兆拿起喇叭筒站到小土堆上进行动员讲话，母亲和清华女生陆璀一起参加了这激动人心的大会。各校同学相继发表了抗日救国演讲，场面非常热烈，陆璀的讲话尤为感人。
“反对华北五省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母亲和同学们的热血在沸腾。周围的老百姓非常同情这些年轻人，见他们长时间站在刺骨的寒风中，就给他们端来热茶水和窝窝头。下午三时，北平市社会局局长雷季尚来到西直门，他在门缝里对各校代表说，“诸位的各项要求已转达何应钦部长，他已全盘接受，请同学们赶快回校……”
此时，城里北京大学、女师大等校的五六千学生冲破层层包围，终于汇集在新华门，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反对防共自治运动”“停止一切内战”等六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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