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在颠沛流离中成长
姥姥徐文

    我的姥姥徐文，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她生长在一个开放民主、文化氛围浓郁的大家庭。

    香山是位于珠江三角洲南端的一个半岛，这里距广州和香港都很近，一百多年前就是一个开放的口岸。岛的西南岸是澳门，许多华侨当年就是从这里飘洋过海到日本和欧美的。当地人以讲广州话为主。

    明清以来，这里涌现了一批在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故乡就在这里。当年在上海成功经商的有不少广东香山人，他们吃苦耐劳，精明能干，富于创业精神，曾给予上海政界经济界显著的影响。洋务运动先辈徐润（号雨之，别号愚斋）是姥姥的伯父，他14岁跟随父母从老家香山经澳门来到上海做学徒，逐步升为副买办。此后创办了招商局轮船公司，成就了一番大事业。他还在香山创办了一所西学，并且积极推动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的工作。

    1872年前后，徐润协助容闳向海外输送了中国第一批赴美留学的小留学生，生源大多来自广东。那个时代人们的观念还很保守，一般人家都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万里之外的异邦去。为了完成这30个名额，他们只有动员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去充数，其中有一位就是徐润的弟弟—我后来的太姥爷。他们一行人在容闳的带领下远渡重洋，在美国康涅狄克州等地就学。七八年之后又回到了祖国。这批小留学生中最出名的就是中国铁路建设之父—詹天佑。

    而我的太姥爷在当时的招商局任职。除了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之外，在美国最大的收获是接受了西方的民主和文明，不为子女包办婚姻，女孩子一样上学堂。一位富家女嫁给了他，她认为受过西方教育的人不会娶小老婆。那就是姥姥的母亲。

    最初姥姥家里是非常殷实的，上海的南京路上也有置办的产业。如果孩子们为大人做点事情，就会得到一个银元的奖励。

    姥姥有一位关系很好的堂姐是做中学校长的，这就是徐润的二女儿徐婉珊。她用家中分得的遗产筹备了部分资金，在上海创办了“启秀女校”。这是一个以中西女校和圣玛丽亚中学为蓝本而建立起来的女子中学，聘请了很多知名教师。孙中山先生的秘书是学校的董事和顾问。校内还设有成人班和钢琴班，姥姥就在这所学校学习过。

    姥姥从小就知书达理，写得一手标准的钢笔字，并且也懂一些英文。

    封建时代的妇女都盛行缠足，可姥姥是幸运的，她的父母率先在自家废除了这一摧残妇女的封建习俗，因此我的姥姥是迈着一双大脚走向“共和”的；后来，她又迈着这双大脚走进了龚家大门。这在当时是很开放的行为。

    后来不知是因为经营不善还是因为富家子弟不知努力，徐家家境逐渐衰落。姥姥的父亲晚年生活贫穷，每天给在上海租界法院打官司的人代写英文诉状为生。

    姥姥的另一位堂姐徐宗汉是黄兴的夫人。1907年徐宗汉在马来西亚槟榔屿加入了同盟会，后受命回国秘密组建了广州同盟分会,并带动家人也参加了革命。后来她和黄兴一起参加了黄花岗起义。徐宗汉在武昌起义的炮火中抢救伤员，并冒险解救黄兴脱险。黄兴在一封写给徐宗汉的信里曾说，安得国民均能知，真正幸福由极痛苦中来也。这些思想给了后人很深的影响。

    1916年姥姥和姥爷带着全家从广东来到上海的时候，徐宗汉也在这座城市。徐宗汉是个新派人物，妈妈小时最喜欢过春节给大人拜年，有一年母亲拉着大姨跑去给她们的二姨妈拜年，刚走到大门口，正巧碰到徐宗汉从家里走出来，她对孩子们说，二姨妈不过旧历年！红包没有得到，孩子们扫兴而归。

    1927年徐宗汉接办了贫儿教养院，抗战期间移居重庆后仍想方设法安置贫苦儿童。1942年5月，母亲和大姨陪同周恩来、邓颖超等人在红岩村会见了她。此时，徐宗汉看到的是两个颇有抱负的年轻共产党干部，她高兴地对外甥女们说，你们姐妹是很有出息了！

    姥姥与姥爷结婚后，生了五个儿女。兄弟姊妹团结互助，孝敬双亲，经常协助家里料理很多事情，每个孩子各有自己的特点：

    老大龚普生，在上海出生不久便跟随家人流亡日本，三年后回到广东，先后在上海圣玛利亚中学和北平燕京大学读书。在家中，她是孩子们的首领。新中国成立后，大姨历任外交部国际条法司副司长、司长。1981年任中国首任驻爱尔兰大使。

    母亲排行老二，她平时话不多，总是宽厚待人,从不搬弄是非，也不飞扬跋扈。对待一些小事她很能忍让，但是如果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惹她，她会怒睁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来个总爆发，把所有的旧账一下子翻出来。凡是见过这场面，听过她怒吼之声的人再也不敢造次了。母亲属虎，姥爷因此送她一个绰号叫“二老虎”。

    三姨徐畹球，幼年时过继给姥姥那位任启秀女校校长的徐姓堂姐。

    老四是我的舅舅龚维禹，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也是老太太的宠儿。舅舅是一个非常聪明而忠厚的人，他和几个姐姐的感情很深，为了支持她们在外安心工作，他一直守候在老人身旁，担负起赡养老人的责任，解放后一直和姥姥生活在一起。

    最小的是我的五姨龚慧生，曾被送到慈善堂寄养，不久后又被姥爷领了回来。大姨和母亲参加工作后，设法把她送到解放区的护士学校去读书，后来一直在山东省立医院工作。

    姥姥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她积极支持姥爷的事业，支持女儿参加革命，常常在家中向晚辈们讲述岳飞、林则徐、蔡廷锴的故事。有一次母亲在家发高烧几天不退，姥姥心急如焚，忽然发现一只蜈蚣在床下一动不动地趴着，姥姥马上把它送到院子里放生，小蜈蚣很快就跑得不知去向。第二天，母亲的高烧奇迹般地消退了，老人信奉佛教，她认为这是放生的结果，善举必得善报。

    姥姥重男轻女，特别喜欢男孩子。可偏偏她的女儿们都精明能干，所以，她就把女孩按男孩排名称呼，舅舅的孩子们用上海话称呼大姨和母亲为“大伯伯”“二伯伯”。

    后来有人把龚家的四个女儿称为“最后的闺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