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某个人就让他自由
爱某个人就让他自由(8)

    几乎每晚做爱，他和居真理。把三年中欠下来的爱做完了，把一辈子将要有的爱也做得差不多了。在法国就有这样的好处：除了杀人放火，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充分自由的，结婚也罢同居也罢，彼此都以快乐为准。

    有一段时间，马宏几乎已经忘了登记结婚这档子事情。他拥着居真理甜蜜入睡的时候，感觉是他们的婚姻早已存在，当中做梦一样地跳过去三年，续上之后一切如故。

    一天居真理枕着他的胳膊问他：“你是不是觉得同居比结婚更加宽松和自由？”

    他茫然了好久，好像思绪飘浮在很远的地方，怎么也扯不回来。后来他猛然一惊：是啊，他们还没有履行结婚手续，是情人而不是夫妻。

    他问居真理：“你现在还爱我吗？”

    居真理的回答是：“爱。”

    他问她为什么？像他这样的一个人，把他放在法国这样的环境里，毫无优势可言，很有可能成为居真理的负担，她为什么还要爱他？

    “我爱你脸上的沧桑和皱纹。”居真理捧住他的脸，轻轻地吻着，用的是法国女作家杜拉斯小说中的一句名言。

    马宏不免失望。他原先以为居真理会一二三四地列出一堆爱他的理由。

    居真理开始筹划一个只属于他们的婚礼。来宾将是她的导师和留法中国同学会的朋友，租用房东太太的草坪，借两只烧烤炉，买足肉食、蔬菜、水果、饮料，再加一个像模像样的婚礼蛋糕，一切就都齐了。居真理还说，她不要婚纱，也不要婚戒，那只是形式上的东西，跟真正的爱情无关。

    马宏从心底里为居真理感动。他认为她在本质上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守信用的人，纯粹和可爱的人。他知道她在法国不是没有爱别人和被别人爱的机会，他亲眼看见那些法国人跟她说话时闪烁的目光，他们亲吻她的手背时流露出来的浪漫念头，甚至她的单身导师对她也总是另眼相看。可是居真理在等待三年之后仍然选择了他。不管相爱的理由是多是少，是崇高还是平淡，事实就是居真理要跟他履行婚约。

    马宏反过来想，他在法国以一个无业游民的身份跟她结婚，是对她的负责任吗？他既然爱她，就应该给她自由，让她拥有更多的选择。离开她是痛苦的，可是如果结婚之后她感到痛苦，他的痛苦会双倍地增加。他把轻率的婚姻视同为谋杀，作为一个热爱自由的艺术家，他绝对不可以谋杀一个人的前途和幸福。

    马宏对居真理提出来，他要走，回国。他说，在她毕业之前，如果没有更好的婚姻选择，如果她毕业之后还愿意考虑回国发展，他会以最大的快乐跟她举行婚礼。他要租国内最好的饭店，买最时髦的婚纱，最漂亮的婚戒。他想他有这个能力。只要回到中国，他就跟居真理在法国一样的如鱼得水。

    居真理答应了。她说：“你是自由的，我尊重你的一切想法。”分别的时候，她眼泪汪汪地吻着马宏的眼睛，信誓旦旦答应他，最多一年，一年之后她肯定回国，找他结婚。

    马宏回到国内，发现很多的事情都有了变化。

    其实变化早就开始了。在他拼命为港商工作赚钱的时候，我和木子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对艺术的追求之中，我们也在拼命地画，画自己想画的东西，这样，由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我们悄悄走过了一个小有成就的画家必须要走的路。

    开始有画商上门收购我的作品。

    画商姓钱，叫钱运，名字很男性化，长相也透着男人气。尤其她的眉毛，卧蚕一样，长而且直，在眉心处几乎连成整条，使她脸庞的上半部分看上去黑压压一片，很沉重也很压抑。为了抵制这种压抑，她上衣的颜色总是选择鲜艳的色彩：红、蓝、黄、绿。遗憾的是，她的皮肤本就晦暗，过于鲜艳的颜色夸张了她身上的明暗对比，使她的整个人看上去有点古怪，透着一种说不出来的冷漠，决绝，以及与世人绝不合作的傲慢。

    她第一次被我的朋友带到小楼里来看我的画，似乎是很不情愿、被人胁迫之后勉强而来的。我记得她穿一件很古怪的披肩式样的鲜黄毛衣，腋下有毛线编成的绳扣，下摆短及腰部，配一条带毛边的牛仔裤。她走路的步幅很大，男人式的往前一耸一耸，脚底不带停顿，跟“轻摆杨柳”之类的描写完全对不上号，跟居真理上楼时那种性感十足的体态也差之甚远。她居高临下地伸出两根手指让我握了一握，然后就问我：“画在哪儿？”

    她在楼上我的画室里一声不响看完了我全部的画，包括我的一些草图和未定稿。我的朋友在旁边喋喋不休吹嘘我的伟大，最起码是我将来的伟大。她脸上没有笑容，五官纹丝不动，自己动手，从我的画作中挑出四幅，放到了旁边。她的眼光很毒，这四幅画都是我的得意之作。

    “五百。”她说。

    “每幅吗？”我心中一喜。

    “不，全部。”她伸出胳膊画一个半圆，四幅画全部被她囊括怀中似的。她那件披风式的毛衣被她的胳膊带动，鸟翅般地一扇，我闻到了画室里特有的松节油的气味。

    “太便宜了。”我说，“这都是最好的作品。”

    她把横贯脸部的卧蚕般的黑眉凭空抬上去半寸：“最好和最坏都是对你自己而言。我认为它们只值这个价。”

    朋友开始帮我讨价还价。但是她咬定了价钱绝不松口。我们之间的这笔生意没有做成。当时她哪怕每幅加价十元，最起码也是对我的一个尊重，我就会让步。毕竟我那时每月的工资数还不到三百。但是她就是不松口，真叫气人。

    过了一个星期，我父母要添置一台彩电，责成儿女们凑钱。月月总是捉襟见肘的我只好找到钱运的门上，带着我心爱的四幅画作。

    “四百。”她很不屑地从齿缝里吐出这个数字。

    我愣住了，开始据理力争：“上星期你还说五百。”

    “那是上个星期。你要是第三次来，我还要再降一百。”

    “你怎么可以这样！”我愤怒，“我画这四幅画用的材料钱都不止这个数。”

    “可是，你如果卖不出去，不是连材料钱都扔进了垃圾堆吗？”

    我咽不下这口气，扭头就走。

    又过了一星期，我想不出筹钱的办法，还是腆着脸皮去了她的画廊。反正我年轻，又是个不出名的小人物，丢点面子也算不上耻辱。

    她果然只肯出三百。我气得几乎要当场晕倒。

    最后我还是咬牙切齿地把这四幅画脱手了。人在矮檐下，不能不低头。君子复仇，十年不晚。

    果然，在这个不十分光彩的开头之后，我的画作便打开了销路，逐渐被市场接受，画价随之节节上扬。钱运再去小楼收我的画，就开始要看我的脸色，受我的揶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