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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呢，因为本职工作是出版社的书籍装帧，基本上是个杂家，什么都能够学上两手，什么都学不出精髓。好在我这个人本性平和，是个随遇而安的人，我不着急，慢慢画，时间长了，也有了自己的一些市场。实际上，在我们出版系统内部，我的作品和成就还是能够让众多的编辑和作者趋之若鹜的，点名找我设计封面和插图的人如此之多，需要排队等候，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马宏作品对我的压力。
我绕了一个圈子，把我们三个人的情况作了一个大概介绍，最终还是要回到马宏身上，我还想对他作一些进一步的说明。
我一向认为马宏是个有实力的画家。如果他愿意，他可以比现在更加轻松地出名，比如把色彩弄得更热烈一些，把笔触弄得更狂野一些，往当下各种各样的“主义”和“流派”上靠拢得更近一些。不管他内心对这一切是否苟同，现实当中这就是出名的捷径，你只有被人们归纳入某一个“主义”或者“流派”，人们对你的作品才能够有话可说，你也才能轻而易举地跟着这些潮流一荣俱荣。
马宏想出名，却没有学会借势出名。相反，在我们租下了农民的房子，生活在简单、平静、自然的环境之中，某种程度上避开了城市的喧嚣和骚动之后，马宏的画风慢慢地趋向纯朴和稚拙。他喜欢用纯色，绿就是绿，黄就是黄。他的人物基本是平面的，大大的脑袋，笨笨的手脚，木偶一样的眼神，透着儿童画的稚气和可爱。他哪怕是画一棵树木，用的都是儿童画的笔法：从根到梢一笔不差，每一片树叶和每一串花朵都是脉络清楚，轮廓鲜明。他的想像力和画面变形的程度都有孩童的率真，完全的不受规矩约束，那样一种简单和大胆，常常令人匪夷所思，只有不谙世事的儿童才能有那样的尖锐和荒诞。
暂时还没有人欣赏马宏的画风。他需要等待。连我和木子对他都不能理解。我们认为艺术家都是攒着劲儿往前走的，只有马宏闭上了眼睛一步步地退缩，退到原始和童稚，退回他的内心深处，那一片幽秘昏暗不可知的世界。
我们集体雇了一个钟点女工，帮我们打扫卫生和做饭。是房东家的女儿，名字特别朴实，就叫丫头。
丫头在家里是老巴子，平常挺受宠。那年她二十出头，初中毕业，在乡办厂里做工，好像是缝制劳保手套吧。我们租下房子搬过来的那天，她刚好休息，很勤快地帮我们楼上楼下洒扫除尘。她身材小巧结实，腰肢胳膊圆鼓鼓的，胖胖的手背上有几个可爱的梅花坑，引得我们的眼睛老是要往她手上瞄。那一天她好像也特别卖力，丢了水桶拿扫把，身子蹲下去又直起来，腰眼里安了弹簧一样，没有一点疲倦的意思。干到最后，她热得脱剩一件紧身棉毛衫，脸颊浮着两团艳艳的红，头发粘在额头上，鼻尖上的汗珠子一颗一颗米粒一样排列着。我们都很感动，觉得农民的女儿就是跟城里姑娘不一样，她们想要帮你的时候，那就真是掏心窝子的帮。
第二天我们就对房东提出来，要请他帮我们找一个钟点工。丫头听说后，连工钱多少都没有问，自作主张地辞了厂里的工，到我们小楼里上班来了。她的理由是：钟点工活不累，跟文化人相处着还能长学问。丫头来了之后的确是尽心尽责做她分内的事，为把我们的那顿晚饭做得丰盛可口，她还自己掏钱报了商业学校的一个烹饪学习班，每星期两个晚上，骑车进城上学。
丫头刚来时，还不懂得装扮，穿的衣服比较土气，而且还总是把好好的衣服穿出乱七八糟的效果。比如说吧，她新买了一件浅绿色格子的上衣，本来挺不错，高高兴兴穿到小楼里给我们看。可是她为这件上衣配了一条深绿格子的裤子，这就很可怕了，颜色绿到了一块儿不说，大格子小格子又连到了一块儿，南美洲沼泽里的绿蜥蜴一样，效果令人恐怖。再比如说，她有一件粉红色的尼龙花边衬衫，颜色非常娇嫩，是她的一个表姐从上海带给她的，也是她最引以为自豪的出客衣服。粉红颜色本来就难搭配，偏偏她别出心裁地配上一条铁锈红的裙子，好端端的衣服一下子变得万般俗气，简直就有了暴殄天物的意思，让我们气不能平。
00但是丫头的爱美之心非常强烈，她勇于学习。
有一回，马宏要去参加美术界的一个会议，穿戴整齐了走下楼来。丫头站在楼梯口，她先看见从高处踩下来的一双咖啡色半旧的皮鞋，又看见一条咖啡色的灯芯绒裤子，再看见一件磨得发了毛的驼色花呢短大衣。丫头看得目瞪口呆，也对马宏佩服得五体投地。她第一次明白了衣服不可以随便穿着，颜色和质地、款式的匹配非常重要。回家以后，她把身上的那条深绿裤子换掉了，浅绿格子的上衣配了一条黑色裤子。过一天再穿绿格裤子时，又配了一件纯色毛衣。粉红色衬衫很难配色，她虚心请教马宏，马宏建议她配一条乳白长裤。果然是好，清新，而且娇嫩，很符合丫头的年龄和身份。
居真理的大学同学中有一个法国女孩，是到中国学汉语来的，跟居真理结成了互帮互学的对子。那一年圣诞节，她回法国度假，居真理托她在巴黎买了四顶法兰绒的贝雷帽，一顶浅灰色，三顶墨绿色。浅灰色的那顶她戴了，墨绿色的三顶送给了我们三个。那个冬天里，我们的四顶贝雷帽在全城出尽了风头。居真理给她的浅灰色帽子配上了黑色高领毛衣，黑色的直筒呢裤。她淡妆素抹，再加身材修长，穿戴上这样一身行头，优雅得叫人惊叹。而我们三个男人从小楼里走出来的时候，三顶墨绿色的帽子齐刷刷扣在头顶，帽子下面是艺术家特有的苍白而颓废的面容，随随便便搭配上一件毛衣夹克什么的，回头率都是百分之一百。
我们第一次戴着帽子出门，刚巧丫头拎了满篮的青菜从外面进来，她一下子吓住了似的，一只手飞快地捂住嘴巴，眼睛瞪成了两个铃铛。我们得意地朝她笑笑，有点炫耀，也有点恶作剧的使坏，不约而同地挺起胸脯，甩开胳膊，迈出了军队出操时的整齐正步，从她的眼前昂扬而过。
她的那只手一直捂在嘴上，着了魔一样地跟着我们走，穿过菜地，转上大路，一直跟到公交车停站的地方。在她的一辈子当中，可能还没有见到过如此帅气、如此不羁的男人。
后来她又看见了戴浅灰色贝雷帽的居真理。她的震惊更加明显，因为居真理出现在门口的那一瞬间，我看见丫头的脸都红了，她的眼珠像是粘在了那顶帽子上一样，手里的抹布一个劲地滴水，把她自己的鞋袜都滴湿了，她浑然不知。
居真理进门之后，把她的帽子摘下来，挂在门后。那里已经挂着我们的三顶，现在又多了一顶。四顶帽子一般大小，活像放在那里接受检阅，很有威势。
丫头打扫卫生的时候，眼睛就不住地往那门后墙上瞄。她还借拭擦门框的机会凑过去，伸手在那些帽子上摸了摸。
当天回家后，丫头就拆了她妈妈的一条紫红色毛线围巾，照葫芦画样子的织成一顶扁圆形无檐帽，第二天得意洋洋地戴到小楼里给我们看。
不能不说丫头是个手巧的姑娘，可能她从前缝制那些劳保手套也为她积累了经验吧，她织出来的帽子圆圆扁扁无可挑剔。但是那不是法国贝雷帽，只是一顶普通的中国毛线帽。细微的、说不上是哪儿的一点点区别，使得二者迥然相异，有了本质的不同。而且，丫头圆圆的脸型和过于健康的肤色不适合戴这种款式的帽子，这使得她的脑袋像一颗过于饱满的紫红色的葱头。
丫头把身子扭来扭去，羞涩地笑着，问我们：“好看吗？”
我们朗诵一样地齐声答：“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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