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某个人就让他自由
爱某个人就让他自由(2)

    “有多贵？”

    “四百法郎。”

    “……”马宏不说话了。画海报的马宏别说四百法郎，就是四个法郎都拿不出来。他连常见的美金都没有摸过，法郎对于他来说该是一个多么遥远的东西。

    但是马宏没有死心。他一心一意要得到那本书，其念头强烈得近似魔狂。趁展台工作人员转身去招呼另外一个顾客的当儿，他居然鬼使神差地抓起书来，迅速地塞进毛衣胸前，两只手交叉抱在胸口，面色紧张地往展厅大门处突围。

    他不知道国外图书那时候都用上了条形码，购买之后要进行消磁。他走到门口，一只脚刚刚迈出门边，报警器嘀嘀地响了，他被展厅里的保安扑上去逮个正着。

    在派出所拘留他的那段孤苦无助的日子里，他尝试着给他认为靠得住的所有朋友们打电话，寻求大家的帮助。结果去探望他的人只有我和木子。我给他带去一只烧鸡。木子带给他一套换洗衣服。木子的衣服他穿着太小，上衣紧绷绷绑在身上，裤子可怜巴巴地吊在脚踝处，这使他看上去更加落拓和悲惨。我给他带去烧鸡的同时，还带去了一个报社的记者朋友。我的用意十分拙劣：想借报社的势头吓唬一下派出所民警。我当着那些监督我们会见的民警的面，故意粗声大气地问他：“你有没有受到什么不公平待遇？”我看见他一边的脸颊肿了，眼眶处有一块青紫，嘴唇还留着血痕。我这么问的意思，是要他自己当记者的面痛诉其不人道的遭遇，让一旁聆听的民警们自惭形秽。可是他不敢说。他用眼角的余光瞥着旁边穿制服的民警，一再地强调，他在拘留室过得很好，人们对他都很客气，彼此之间相敬如宾。他反反复复提醒我的是，千万别把这件事告诉居真理，一点点口风都不能透出去。一个戴眼镜的民警同志听了之后问他：“谁是居真理？女朋友吧？”他又冷笑说：“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马宏就悔过似的低下头，面红耳赤。

    木子找他在市公安局搞宣教工作的同学帮忙说情，我卖掉了一幅林散之的草书条幅和一只下乡支农时收集来的古董笔洗，凑齐必要的罚款，这才把马宏领出拘留室的铁门。

    马宏出门之后，被头顶灿烂的阳光照耀得无比幸福，他一手抓住我，一手抓住木子，感激涕零地说：“从此以后，我只有你们这两个朋友，我们是同甘苦共患难的兄弟。”

    居真理很快知道了这段喜剧式的偷书故事。居真理知道之后非但没有疏远马宏，反而对他更加迷恋。她告诉我们说，马宏是为她的需要而犯罪的，世界上有多少男人肯为他们心爱的女人做出为人不耻的事情？她还说，如果有第二个肯为她偷书的男人，她也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爱上他，她把自己的身子一劈两半，一半给他，一半给马宏。

    居真理这么说的时候，我看到了木子在旁边偷偷摩拳擦掌的样子，好像他已经决定了也去为居真理偷上一本书，他要靠这本偷来的书得到居真理的半个身子。可是我知道，木子不是马宏，他没有这种奇思异想的浪漫，更没有这样孤注一掷的疯狂，所以他是得不到居真理的。

    很久以后，我们三个人又一次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马宏坦白道，其实他偷书的动机不完全是为居真理，他自己也对书中的内容十分好奇。他看见图片上拍摄出来的巴黎地下世界石壁上的涂鸦，那些流浪者和先锋艺术家们写上去、画上去、喷涂上去的五彩缤纷的文字，心里有非常强烈的愿望，想弄明白那些文字的内容是什么，那些人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和心理，想要面对这片幽冥之境表达出什么样的奇特心声。他对我们描绘出一幅温馨至极的情景：他和居真理双双脱光了衣服，躺在床上，他的光裸的胸口上竖着这本精装豪华的法文版图书，每翻到一幅图片，居真理就用她细长的手指点着图片中横七竖八的文字，一句句地读出来，半猜半蒙地读出来。然后他们为那些文字的荒唐和混乱而大笑。居真理会笑得把头埋进他的肩窝，抽筋样地喘不过气。

    那样并肩读书的一幕该是多么有趣！

    不管怎么说，经历过这样一件令人尴尬的事情之后，我们不约而同地明白了一个真理：人在世界上必须有尊严地活着。怎么样才能获得尊严？一是有钱，二是有名。有钱，多贵的东西都可以不眨眼皮地买下，小至一本《巴黎的地下世界》，大至罗浮宫的藏画。不光在中国的书展和画展上买，还可以亲自出国，雇人出国，到巴黎去买，买得痛快淋漓，尽兴而返；有名，那就更加简单。名气虽然不如钱来得直接，但是在需要一本书的时候，只要稍稍地张一张口，暗示一下，自然会有人替你买下，恭恭敬敬送到你的手上。起码在误入警局之后，人们会客客气气地请你说明情况，绝不至于上来就是一顿老拳，打得你鼻青眼肿。

    就我们这样的三个人来说，钱和名如何才能得到？靠家庭无望，靠天上掉馅饼是梦想，只有老老实实奋斗，面壁十年，终成正果。

    其时我们的生存环境都不尽如意，我们住的都是单位宿舍，一个十五平米的房间起码塞着三四个单身小伙子，不说是随意作画，连看书都受着灯光和时间的制约。这样，我们决定共同出资，到城乡结合部租农民的房子住。我们必须给自己创造出施展拳脚、大干一场的自由天地。

    八十年代的城市建设远不如今天这样完美和辉煌，我们租下的那个农民小楼坐落在一片开着金黄色油菜花的庄稼地中间。农民盖它本来是自用，好歹改善一下家居条件，听到我们报出来的还算丰厚的租金，农民就动心了，生活暂时不作改善，先收上几年租金再说。

    农家的小楼，简陋是肯定的，四壁水泥墙之外，我们住进去的几乎就是一个空壳子房间。好在我们也不是什么讲究生活的贵人雅士，我们自己动手，把楼下隔成三间住室，楼上隔成三间画室，每人都摊得上“一楼一底”，可以算得上奢侈。农民为了挣他的租金，对我们简直就是言听计从，让他在楼顶开个天窗，他二话不说拿锄头捅个窟窿；让他打掉墙壁安上半面墙的透光玻璃，他立刻叫来兄弟子侄，叮里咣啷动手砸墙。当然我们决不是无理取闹，我们反复跟农民解释，明亮的自然光线对画家是多么重要。农民两眼茫然，并不能懂，但是一脸肃穆的面容表明了他对我们三位艺术家是多么的崇敬。

    为鼓舞士气，我们为自己封了一个爵号：画坛三剑客。我们还抄录了1917年在巴黎诞生的“达达运动”的一段宣言，贴在我们餐室的墙上：达达就是我们的强力所在，正是这一强力将德国婴儿的头颅挑在刺刀尖上；达达就是既无拖鞋也无类似东西的艺术……我们十分清楚我们的头脑将要成为柔软的靠垫，我们反对教条主义，同样也反对官僚阶层，我们唾弃人道说教。我们没有自由，所以我们坚信没有纪律管束、没有道德教唆的自由是十分必要。达达主义仍然局限于欧洲弱者的范围之内。虽然它现在十分弱小，但我们希望从现在起让艺术的动物园被装点得五彩缤纷。咚咚锵！嘿啵哈啵！嘿啵哈啵！万事俱备，现在我们要拼命地作画，狂热地作画，画出我们崭新的人生和光辉灿烂的前程，画出马宏和居真理的幸福，我和木子以及我们未来女朋友的幸福。

    我们三个人当中，无论从年龄还是画坛的地位来说，马宏都是老大。马宏已经是中国美协会员，作品参加过画展，上过杂志的封二和封三，甚至还卖出过钱，说明这世界上已经有相当数量的人在肯定和欣赏他了。相比之下，木子的色彩感总是欠缺，画面上经常是乌糟糟的，说不出来的一种混乱，他怀疑自己的眼睛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不能说色盲吧，色差，有没有这种说法呢？他经常长吁短叹，对自己的前景不十分看好。当然他后来还是摸索出了一种画风，能够把他那些混乱的色彩恰到好处地包容进去，成为另外一种和谐。这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