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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这么说，我就无话可答了。于是我陪着她去广播站，给陈清风送书。
艾早一路上都显得兴奋，不停地把书从帆布书包里掏出来看看，放回去，再掏出来看，再放回去。这书看样子曾被无数的人读过，封面剩下一半，末尾少了两页，书页还起皱，变薄变脆，感觉稍不留神就会让手指在书上捅出个窟窿。我很担心艾早兴奋过度，翻来倒去把书弄坏了。要真是弄坏的话，可怜的艾好就没法对他的同学交待。以前艾好弄丢过人家一本《历代名画录》，结果赔出了他自己的一套《水浒传》。艾好心疼得几天都没有说话。
我们在闸桥上碰到了张根本。他穿着一身便装，开了一辆军绿色的警用摩托，大热天气，手上却套了一双浆得很挺刮的薄纱手套，显得那么讲究，神气。他停下车，身子从车座上探过来，下巴点一点艾早手里缺头少尾的书：“天天盯我帮你弄借书证，就借了这么一本小破书？”
艾早不答话，下意识地把书藏到了身后。跟张根本的摩托车、跟这双洁白的薄纱手套共处在一个空间里，艾早手里的《哈克贝里•芬历险记》忽然变得可怜巴巴，有几分狼狈。
“大学要考试招生了，邓小平都有指示了。”张根本居高临下地，“你们两个有空多看看正经书，过两年考大学，别在外面架着膀子晃来晃去。还有，交朋友要慎重，女孩子家……”
他知道我们跟陈清风的交往了吗？还是没有实际内容的泛泛而谈？
艾早鼻子里轻轻地哼了一声，她想说的是：你自己又是怎么做的？实际上，我心里也这么想了，可是我不敢公然表示这种不满和不屑。
张根本从我们脸上没有看到他所期待的反应，只好叹口气，从车斗里摸出一包什么东西，扔到我怀里。“早点回家，免得你妈妈啰嗦。”说完他油门一踩，摩托车喷出一股热浪，绝尘而去。他手上的白手套在极速奔驰中拉出一条白线，像空气划过去的闪光。
我低头，发现怀里接住的是一袋话梅。一定是哪个相好的女孩子塞给他，他做个顺水人情扔给了我们。我打开，往艾早嘴巴里塞了一颗，自己也含了一颗。话梅又酸又咸，一时间我们满嘴口水，牙床僵涩得说不出话来。
过了一会儿，艾早忽然碰碰我的肩，问我一句：“艾晚，你说他在外面会不会有个儿子？跟别的女人生出来的？”
我吃惊地瞪眼看她。这个问题太刺激了，简直是匪夷所思，真亏她想得出来。
可是再一转念，也不是没有可能。我们于是就猜，如果有儿子，那孩子会是什么模样？也像张根本这么神气活现、招摇撞骗吗？艾早还学张根本骑摩托的样子，胳膊张开，肩膀耸起来，头伸到前面，嘴里“嘟嘟嘟”地哼着，往桥下冲了几步。
然后我们肩膀搭着肩膀，拉扯在一起，疯笑。李艳华说得一点不错，我只要跟艾早凑在一块儿，就不是文静的张小晚了，就成了艾早的翻版，跟她一样疯疯癫癫的女孩。
广播站的门卫老头儿拦着我们不让进去，说陈清风下乡采访去了，宿舍里没人。
“你让我们进去看看！”艾早把那本《哈克贝里•芬历险记》抱在胸前，苦苦要求。
老头儿从花镜下面瞪着我们：“没人还看什么？”
艾早决心蛮扯到底：“没人为什么不能看？”
老头儿笑起来，拿两个小姑娘没办法：“进去吧进去吧。不摸摸门锁你们不死心噢。”
我们双双扑进院子，直奔回廊。老头儿远远地透过窗玻璃监视着两个非法入侵者。
陈清风的窗台上有薄薄的一层灰。挂灯泡的廊柱已经空了，电线被重新牵回房间，隔着窗户玻璃，好像看见灯头挂在蚊帐的钩子上。艾早莫名其妙地生出忧虑，担心陈清风晚上开灯看书会引燃蚊帐。我说不会，陈清风又不是小孩子，这点常识他不会不懂。我们接着开始争论陈清风床底下的箱子里大概藏了多少书，我说有一百本。艾早坚持说有一千本。我认为不可能，我们学校那么大的图书馆，总共才有不到三千册的书，还包括教材和教辅。于是我们就说定，等陈清风回来了问问他，谁输了谁给对方买一副扎辫子的玻璃绳。
第二天艾早一个人又去过一次，陈清风仍然没有回来。第三天，第四天，艾早上下午放学都会绕过去看看。她好像来了劲儿，非得把那本《哈克贝里•芬历险记》递到陈清风的手里不可。到第五天，她垂头丧气地站在我面前。“我去过了。”她说，“他下乡刚回来。”
“书给他了吗？”我问。
“给了。他说马克•吐温是大作家，可那本书是小孩子看的书。”
我憋不住地笑起来。艾早怒气冲冲地看着我：“可笑吗？这可笑吗？”可是过了没多会儿，她也跟着我一起笑。我们都觉得这事挺荒诞。
最后艾早通知我：“陈清风后天还要下乡。他同意带我们一块儿去。后天是星期日，你负责把张根本的自行车借出来。”
起先是陈清风自己骑一部车，我和艾早合骑一部车。我的车技比艾早好一点，所以她坐在我后面，我带着她。出城拐到乡村公路上，就不行了，石子路面被各种拖拉机、独轮车、载货的小卡车压出一道一道坑坑洼洼的车辙，碾压厉害的地方，路面简直就像被人扒开，五脏六肺都翻弄出来了一样，糟糕透顶，我的双手在这样的路面上把不稳龙头，车轮一个劲蹦蹦跳跳，根本不听我的指挥。艾早就下车，坐到了陈清风的车后。
陈清风的车技好，带上艾早丝毫不显得吃力。那些车辙、洼坑、凸成馒头状的路面，他总能扭转龙头，轻快地让过去，流畅得像是跳舞。他说是因为他经常下乡、走惯了这种乡村公路的缘故。他在县广播站当通讯员，日常工作就是往下面跑，到四乡八镇采访，碰上一些有意思的事，赶回来写成文字稿，让播音员播报出来。有些稿子也会往地区和省里寄，会在省报发表。我问他什么是“有意思的事”，他笑笑，好像不太愿意回答似的：“就是你们在报上常看到的那些事吧。”
初秋的田野是一种沉甸甸的绿，庄稼刚从漫长夏季的干旱和暴晒中缓过气儿来，又知道不久之后将是生命的结束，枝枝蔓蔓就拼命吸吮着地里的养分生长，放眼望去一片蓬勃，一片撒着欢儿的兴旺。那一年农村还没有分田到户，社员们必须踩着钟点出工，成群结队地聚在同一块地里忙碌，我们经过那些人头攒动的地块时，会有很多人直起腰来朝我们张望，皱纹密布的面容上没有什么表情，眼神一片空洞和茫然。那时候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一年之后，安徽凤阳的一个小村子里，十八户农民秘密签定的一个分田到户的契约，会从此改变他们自身连同他们脚下这片土地的命运。
艾早规规矩矩坐在陈清风身后，不用操心看路也不必费力气蹬车，久了她就无聊，提醒陈清风说，他应该讲点儿什么。陈清风讲了一个南极帝企鹅的故事。帝企鹅繁衍后代的程序跟人类迥异，跟它们的很多同类生物也有不同，是由母企鹅下蛋，公企鹅孵卵。公企鹅像个任劳任怨的老妈妈一样，把蛋搁在自己的脚背上，用肚皮捂着。南极洲的严冬来临，狂风肆虐，太阳也冻成了蛋黄，它瑟缩着站在冰天雪地里，几乎是靠消耗自身脂肪来孕育一个小生命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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