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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天,两家人同时开始搬家。我们家搬到张根本的小院子里,张根本和李艳华搬到艾家酱园里。搬家之前我妈妈特意把我和艾早叫过去,对我们说明了这样做的原因:艾家只有住进一个毫不起眼的小院子,才能说明家庭跟艾家酱园彻底划清了界线,彻底脱离了剥削阶层,进入城市贫民的行列。而张根本出身好,当过兵,是文革运动中的掌权派,他如果住进艾家酱园,没有人胆敢再跨进大门一步。关键的关键,他是我的养父。“艾家酱园归他住,等于是归艾晚住,一回事,艾家不吃亏。”我妈这么安慰我们。
“那些子弹呢?枪呢?”我想到一个问题。
“没有枪。从来就没有枪。子弹是战争时代留在院子里的,我们谁都不知道。”
“如果用推土机挖呢?”
“不会了,事情已经过去了。”我妈妈拍了拍我的脑勺。
艾早抬起眼睛,直直地看着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敢回望她。我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一样,心里面感觉胆怯,羞惭,丑陋。天很热,可我却感觉到潮水漫上来的冰冷,就好像我在上学第一天掉进河里一样,铺天盖地的水流涌过来,呛住我的口鼻,让我无法呼吸。
短短的两年当中,我从艾家酱园搬到了前面小偏院,又从小偏院搬回艾家酱园。这种频繁的时空倒错弄得我精神紧张,一时间难以适从。我放学后背着书包会一脚跨进原来的小院,尔后在胡妈忿忿的盯视中猛醒过来,尴尬地退出,灰溜溜地经黑漆大门进艾家酱园。我妈妈有时候看见胡妈的神情,会说她:“你对艾晚这样子干什么?关孩子什么事呢?”可是胡妈就是不听,她心里始终都对我怀有一种怨恨,尽管她自己也承认恨得不对。
我一个人睡在空荡荡的大屋子里,半夜醒来听见老鼠在天花板上嬉戏奔跑,打闹出吱吱的叫声,非常害怕。我坚持放下蚊帐睡觉,到了冬天也放,薄薄的帐纱成了我心理上的屏障,好像多一层纱布就多了一层安全。
艾家酱园那个大而无当的院子,却因为张根本的搬入而得到了妥善精细的照应。不是张根本自己动手,更不是李艳华,他们两个人从来只习惯动口。张根本总能从这儿那儿领回来一些人,那些人一看就是做惯了园林活儿的,他们带着铁锹锄头,扛来成袋的腐熟肥土,有时候还抬进来成捆的小树,在院子里挖土,施肥,种草,砌花坛,一干一整天,完了再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的走人。有一次院门外还停下一部三轮卡车,四个壮汉用粗粗的棍子抬进一块比人还高的石头。那块石头瘦瘦的,满身都是洞洞眼眼,活像被虫子吃剩的巨大糕点。汉子们把石头竖在院里的一棵海棠树边。透过石头的洞眼,能看到后面一棵刚开花的紫薇。张根本站在刚用青石板铺好的道上,眯眼看着这块石头,头歪来歪去地欣赏,告诉我说,这叫“太湖石”,是江边的一个采石场专门给他弄过来的。
我不明白张根本怎么就有这么大的能耐,连江边采石场都给他送东西。但是我感觉到张根本身上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他仰头嘿嘿笑着的时候多了。每当他这么笑起来的时候,他的下巴就会哆嗦地颤动,细眼睛眯缝着,有一种不屑,有一种旁若无人,还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傲慢和轻慢。“就这么回事嘛!”他会说。还有一句说得最多的话是:“算了算了,计较个什么?”
我在旁边听得多了,慢慢就体会到,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能耐有气度笑眯眯地说出这两句话。我爸爸就没有说过。张根本从前也没有说过。张根本从前不说,因为从前他就是个普通公安,既无钱也无势,住进了艾家的偏院,心理上低人一头。现在他常常把这两句话挂在嘴边,那是他有了说这种话的底气,文革已经使他成了青阳城里不大不小的一个人物。
我妈妈半夜住进医院,生下了艾多。早晨我起床上学时,李艳华刚下夜班回来,带着满身的来苏水气味,浮肿着一双眼睛,告诉我说:“艾早又有了个弟弟。”
她不说我有了个弟弟,说艾早。这样说话的意思,当然是要把我和艾家的人区别开来。她的脑子里时时刻刻都有这种离间的念头。
我马上想到艾早,她一心一意要看看女人如何生孩子,不知道妈妈去医院的时候把她喊上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她肯定伤心死了。
我急匆匆地喝了一碗粥,把李艳华给我买烧饼的五分钱揣到口袋里,黄书包斜背在身上,奔跑出门。铅笔、米尺、小刀、被我的指甲抠成麻饼的橡皮在文具盒里跳得咣啷啷响,紧贴书包的皮肤处能感觉到跳跃带来的麻酥。李艳华端着她的粥碗追出厨房喊:“跑这么快,找魂啊?”
我没有回头,一直跑出大门,左手一拐,进了小偏院。
艾早果然正在跟胡妈生气。她缩着身子蹲在墙角,头发蓬乱着,瘦瘦的胳膊圈住膝盖,脸上留着两条眼泪水风干的印痕,发亮,有一点点紧绷。她一定要胡妈承认,大人们选择在半夜三更偷偷生孩子,就是为了不让她知道,她们是故意地避开她。
胡妈一副忙得不可开交的模样,头发同样地蓬乱着,衣服皱得没有了形状,前襟和大腿处还有些发硬的斑痕,粘着几片鱼鳞什么的。她在忙着炖鱼汤,炖猪肝汤,舀到一个粗陶的汤罐里,送到医院给我妈妈下奶。她脚边的一个木盆里还泡了半盆衣裤,我认出那是我妈妈的裤子。蓝色的卡其外裤,粉红色棉毛裤,紫色带白花的短裤。几条裤子全部浸在血水之中,血水表面浮着一层污脏的沫子,一股浓烈扑鼻的腥味熏得我差点作呕。我目瞪口呆地盯住那半盆血水,心里很慌,最先涌上来的一个念头就是:我妈妈是不是要死了?我看见过胡妈杀鱼,杀鸡,还在街上的饭店门外看见过人家杀羊,那种时候,血就是这样从颤动的身体中肆无忌惮地涌出来,把周遭的一切弄成腥秽不堪。血总是跟死亡联系在一起。
一想到我妈妈可能已经死在了医院,我不由得放声大哭。艾早看见我哭,也跟着又一次地号啕。我哭是因为害怕,她哭却是因为委屈。我们两个一唱一和地哭着,把胡妈弄得恼火至极。
“小亲妈哎,小祖宗哎!”她一手一个拉住我们的胳膊,手上满是鱼腥味和油烟味,“家里已经忙翻天了,拜托你们两个不要再唱花脸戏了,好不好啊?”
我抽抽噎噎地问她:“我妈妈会不会死?”
她佯装生气:“打嘴!怎么能乱说?你妈妈给你们添了弟弟,笑还笑不过来呢。”她又从衣兜里翻出一角钱,塞到艾早手中:“乖乖,我没空给你弄早饭,路上买两个烧饼吃。”然后用劲推着我们两个人:“上学去上学去!等中午回家有你妈妈喝剩的鱼汤,给你们一人也喝一碗。”
艾早走在路上时,仍然忿忿不平:“大人为什么这么坏?”她说,“她们就喜欢骗人!”她仿佛还觉得不够,跟着又说了两遍:“骗人!骗人!”
我不知道艾早对这件事情的反应为什么这么激烈。可能她之前求过妈妈,生孩子的时候要带上她,结果却没有。艾早一向都把承诺看得非常重要,可是事到临头家里人把她晾在一边,她没法不伤心。
直到一星期之后,我们才看见了躺在妈妈身边的那个新生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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