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五 盯梢者(5)

    这句话其实有点伤人，是把自己放在一个高高在上的位置，语气中有着不满和不屑，还有不耐烦。张根本花了几天时间找艾好，他觉得自己有资格这么说。

    我的父母一声也不响。

    秋天的时候，我爸爸又一次被邮电部门隔离审查了。他前一回侥幸逃过了“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这回不能再让他逃过“批林整风”的运动。解放以后，每逢大的运动来临时，单位里总要有人被拎出来当一回替死鬼，这已经成了规律，人人心里明白。只要你出身不够硬，历史上有污点，迟早会被拎出来，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爸爸收拾铺盖进牛棚不久，妈妈被学校指派带学生下乡学农，支援农村秋收秋种。这也是一件不能拒绝的事情，如果上纲上线，就是知识分子对于劳动实践的态度问题。

    这样一来家里就窝囊了：艾早十二岁，艾好八岁，最小的艾多五岁。尤其窝囊的是，艾多是个重症脑瘫儿，需要有人一天二十四小时地护理。

    我一直忘了说艾多，因为他的形象在我脑子里已经变得很淡。他总共活了五岁，讲述我们家庭的故事可以将他忽略不计。

    婴儿时期的艾多看不出有什么异常，他长得非常漂亮，令人心醉的那种娇美。他的皮肤白得像花粉，笑起来的时候，脸颊总是带着淡淡的红晕，害羞一样。后来我们才知道，他的那种笑其实是毫无意识的，类似于新生儿的神经系统本能运动。因为没有意识，他的眼睛才能长成海水的那种碧蓝，清澈见底，没有一丝杂质。另外，他鼻梁也长得高，鼻尖微微地翘上去，女孩子一般秀气。下巴上还有个可爱的凹陷，圆圆的，浅浅的，我们把小手指头伸进去的时候，指尖上会感觉出丝绒一样的柔腻。我妈妈每次抱他出门，总会有认识和不认识的路人围过来看他，惊叹他的完美。“像个女孩儿呢。”人们口中朴实地赞美着。

    老人们有句挂在嘴上的话：七坐八爬。就是说，小孩子应该在七个月的时候能坐起来，八个月的时候满床乱爬。可是艾多满了七个月之后，连脑袋都抬不起来，胳膊腿都是软的，面条儿一样，你放成什么姿势，他就一直保持着那样，自己不会动，更不会提醒别人去帮他动。

    我妈妈觉得不对头，让李艳华带着找了儿科最好的医生，反反复复检查，又抱到地区医院检查，被确诊为重症脑瘫。无药可治。

    此后的几年中，艾多一直瘫软在床，吃饭要人硬塞进嘴巴，屎尿要用尿布接着。而且情况越来越差，胳膊腿由软而硬，一点点地变成僵直，摸上去像是棍子一样。越长越大的脑袋已经歪到肩上，连带着眼睛和嘴巴也歪过去，模样有些可怕。尤其在他发病的时候，整个身体吃力地顶成一个弓形，手指蜷成鸡爪，喉咙呼呼作响，满头满身的大汗。任何一个人在那时候走近他身边，心里都会闪过一个念头：这孩子死了就不受罪了。

    可我妈妈舍不得他死。她怜爱这个孩子，觉得是自己把他带到世上受罪，该受罚的是她。有时候她会一个人独自坐在艾多床边，静静地看他的脸，看着看着眼泪就流下来。

    我妈妈带学生下乡学农，放心不下艾好，更放心不下艾多。可是她又不能不去，不去就要被批判，贴大字报，斗私批修，不把自己弄个体无完肤过不了关去。当老师的都爱面子，我妈妈尤其不肯为了工作被人说三道四，所以她在学校里一个“不”字都没有说。

    艾早是长女，十二岁勉强可以当家。妈妈给她二十块钱做家用，家里家外的事情嘱咐又嘱咐。拜托了李艳华每天都来看看，门窗火烛什么的。还特地把我叫过去，请我多多协助艾早，有什么事情姐妹之间打个商量。“艾早是司令，你就是参谋长。”妈妈在我们头顶上一人扣了一顶高帽子。我当时就很激动，平生第一次被委重任，感觉好得不行。

    妈妈走了之后，第一天风平浪静；第二天艾好的手上割破一个口子，艾早牵他到医院找李艳华上了紫药水，裹好纱布，也便没事；第三天艾多忽然拉起肚子，一天大便了四次，还把被子弄得污糟不堪。艾早要给他换尿布，要洗尿布，要换被褥，还要买菜，做饭，伺候炉火，督促艾好早上洗脸晚上洗脚，忙得陀螺一样，小脸儿都瘦了一圈。艾多第五次拉下来的时候，艾早心里不由火起，劈手在他瘦棱棱的屁股上打了一掌。艾多别的不懂，打骂还是知道的，屁股一疼，立刻撇了嘴，哭得一个劲地抽气。八岁的艾好见弟弟挨打，少有的乖巧起来，主动去厨房淘米煮粥，结果米箩又打翻了，白花花的大米洒了一地，艾好不等艾早来骂，已经吓得大哭。可怜艾早自己还是个孩子，听着两个弟弟的哭声，看看家里混乱一团的样子，索性眼睛一闭，也哭个够吧！

    那一天是小偏院里悲哀和哭泣的高潮，三个人都在哭声中把孤独的情绪释放个够。

    第四天，情况回到正常，日子也有了规律，可以有条不紊地过下去了。

    李艳华起先还去偏院看看，后来觉得艾早把一切料理得挺好，不需要她再插手，就支派我去替她“视察”。她说，她身体不好，艾多身上的味儿太大，她闻见总要作呕。

    一星期之后，从遥远的西伯利亚地区来了一股寒流，收音机里预报，未来几天将要降温十度。

    艾早开始操心我妈妈的冷暖，她打开柜子把妈妈的衣服拣视一遍之后，决定下乡去给她送一件夹袄。艾早曾经听妈妈说过，她下乡的地方叫窦家庄，出了城门一直往南，大约走十里路就到。艾早要求我陪她同去，因为她还带着艾好和艾多，一个人恐怕弄不过来。

    艾早从来都是我的主宰，她的决定就是我的决定。我们提前一天买好十个烧饼，备好了艾多要换的尿布，我还偷出了张根本的军用水壶，灌进满满一壶的开水。我们把准备工作做得很细，还研究了应对所有事情的方案。想到很快就要见到妈妈，而且是用这样突然的方式去见她，我们的心里就忍不住兴奋。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起床时张根本和李艳华还关着房门睡觉。我给他们留了一个纸条，简单地写了几个字：下乡送衣服。

    艾好自然是跟着我们走路的。艾多怎么办？艾早的办法是：先用绳子把他五花大绑，再由我帮忙绑到艾早背上，背着他走。艾早背累了之后，换我来背。好在艾多瘦得一把骨头，背上之后没觉得有太多分量。

    我们这支小小的、奇怪的队伍就这样开开心心出发了。艾好斜背着他的书包，里面有一本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一本他自己的课堂作业本。作业本是要带给妈妈看的，证明她不在的日子里艾好的学习没有拉下。《静静的顿河》是我从同学家里搜罗过来，给艾好看的。他能不能看懂我不知道，同学家里就只有这一本残破不全的小说。我的肩上是沉甸甸的军用水壶，左手拎着装在淘米箩里的十个烧饼，右手拎着用包袱皮包着的我妈妈的夹袄。艾早在夹袄里还塞进去一把木梳，妈妈走时匆忙忘带了。艾多被我五花大绑在艾早的后背上，脑袋不住地左右晃荡，身子虽然瘦，脚却是长长地伸下来，一直拖到艾早腿弯处，一路上磕打着。他毕竟是个五岁的孩子了。

    路上有不少人回头看我们。主要是看艾多。他们奇怪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一个小瘫孩儿被一个小女孩儿蛤蟆驮田鸡样地背着。艾早很讨厌这些目光，她有时会停下来，凶巴巴地回瞪他们，直把对方瞪得面露羞惭，狼狈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