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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给我买了一只深红色的带拖轮的“大使”牌旅行箱。给妈妈买了一件浅灰色薄呢大衣,一双英国产“其乐”牌软底皮鞋。给爸爸买了一只“菲利浦”电动剃须刀,一瓶“轩尼诗XO”。甚至给长住精神病院的艾好买了一双很漂亮的“耐克”旅游鞋。她带给胡妈家人的是两盒包装精美的“金莎”巧克力。胡妈的家人太多,没法儿一个个地买东西。而她最想孝敬的胡妈本人,却已经在两年前患癌症去世。
带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我们坐在“新雅”酒店的咖啡店里喝咖啡。咖啡厅的窗外棕榈婆娑,紫荆花开得蓬蓬勃勃。一个穿白纱裙的年轻女孩在高台上低头弹琴,《致爱丽丝》,琴声清幽可爱。大厅里弥漫着咖啡和烤焙点心的混合气味,热烘烘诱人食欲。
我弯下腰,试图把所有的礼物装到那口“大使”牌的箱子里去。拿起那瓶“轩尼诗”的时候,我掂一掂分量,对艾早说:“你知道的,爸爸从来都不喝酒。”
艾早仰靠在椅背上,淡淡地回答我:“喝不喝是他的事,我买,是我的心意。”
我不说话了,把“轩尼诗”另放一个拎袋,准备上飞机时随身提着。
有一个男人从远处的旋转玻璃门进来,走向酒店服务总台。他穿着一件米黄色风衣,风衣的腰带没扣,有一端拖了下来,从我们坐着的侧面看,拖下来的腰带像一条尾巴。
“陈清风,他不是去美国了吗?”艾早突然直起身,微微地俯向前,问我。
我万万想不到她在此时此刻,如此突然地问了我这个问题。我有点发愣地看着她,思索着应该怎么回答。我想我不能告诉她,陈清风其实已经去了加拿大,那样的话,她会进一步问我:你怎么知道?
不,我不知道他去了哪儿,我什么都不知道。
“他走的时候,说是去美国。”我口齿不清地回答,就好像嘴巴里含着一块方糖。
艾早刚刚亮起来的眼神又暗了下去。“我以为你知道。”她说。
“我可以打听。”我承诺。
“有可能的话,你帮我找到他。”她脸颊微微一红,“他已经走了四年多了。四年零四个月,是不是?他还不知道我到了深圳。”
我鼻子一酸,忽然地想哭。我赶快把咖啡杯端起来,装做要喝的样子,用杯子遮住脸。
晚上,跟贾铭通了一个电话,简单说了说跟律师见面的事。他安慰我说,想见艾早的确不可能,她现在是犯罪嫌疑人,按规矩,宣判之前不允许跟律师之外的人接触,怕串供。
“规矩?”我忍不住抬高声音,“你认为那些人是百分之一百按规矩办事的吗?如果是张根本,如果张根本在这儿,他一定能帮我见到艾早。”
贾铭沉默了一会儿。大概我的这句话有点刺伤了他。片刻之后他小心提醒我:“可是,艾早恰恰涉嫌杀害了张根本。”
“这不是真的!”我忿忿地冲着他叫,“不是真的!这里面肯定有事!”
贾铭连连劝慰:“好了,艾晚,律师会帮你弄清楚。要是能够保释出来,那更好,你可以当面问问你姐姐。”
我平静下来,觉得把火发在贾铭身上没有道理。案子发生在深圳,贾铭人在南京,如果指望他帮到我,他就必须有“通天”的关系,把电话打到北京,再从北京下达指令到深圳。可是贾铭只是个普通人。
“艾飞呢?他在吗?”我换了一种口气问。
“在,他在,晚上吃了一个麦当劳的汉堡,一份薯条,还有一杯草莓奶昔,这会儿正看动画片。要喊他接电话吗?”
“要。”
艾飞拖延了好一会儿,好像有点不情愿中断他的动画片来接电话。“妈妈,”他开口就问一句,“深圳放《金刚》了吗?”
“什么?”
“《金刚》,今年的美国大片。”
“哦,宝贝儿,没有。……也许放了,我不知道。”
他有点失望,再也没有兴趣问我别的事情。“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不想住在贾叔叔家,他的电脑不能玩游戏,网速太慢。”
“别这么说。你可以看看书,把暑假作业做完。我会尽快回去。”
“那好吧。”他简单地应付一句,挂断了电话。
我关上手机,在床边呆坐了半天,心里憋闷得好像塞了一大团抹布。十年前在深圳过的那个春节,每一天历历在目,可是这一次飞过来,见到的是这么一个家毁人亡的结局,让我的心里怎么都不能接受。下午在医院停尸房,那个戴着白手套的老头儿把抽屉拉开,让我看张根本躺在里面结着薄霜的尸体时,我闭上眼睛,眼面前出现的却是七十年代他戴着大盖帽白手套骑在摩托上的样子。我不认为他们是同一个人。那个笑起来的时候抖动着喉结、一只胳膊放肆地搂在女孩子肩头、眼睛看人总是带着一种轻蔑和嘲讽的不可一世的张根本,他怎么会无助地躺在冰屉中,白白地让这个世界的声光财色从他身边汹涌地流过去呢?
我起身去卫生间,在脸上补了一点妆,又沾水湿了湿头发,让发型蓬松起来,然后出门。我想在这个城市随便地走一走,走到精疲力竭时,再回房间睡觉。艾早不在身边,我要学会自己调节自己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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