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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白了。马洛先生,我得进去了,去看看我丈夫需不需要什么。假如你不进来——”
“我留下这个给你。”我说。
我抱住她,把她拉过来,让她的脑袋向后仰,用力吻她的嘴唇。她没抵抗,也没有回应,只是静静地退开,站在那儿看着我。
“你不该这样做。很不应该。你是这么好的人。”
“是,非常不应该,”我同意道,“可是我一天到晚当忠实的听话的狗,被迷得去进行有生以来最蠢的冒险,如果说没人已经把剧本写好了,那才见鬼呢,你知道吗,我相信你始终知道他在什么地方——至少知道韦林杰医生的名字。你只是要我跟他有瓜葛,跟他纠缠不清,我就会自觉有责任照顾他。还是我太离谱?”
“当然是你离谱,”她冷静地说,“这是我听过的最荒唐的胡说八道。”她转身走开。
“等一下。”我说,“那一吻不会留下疤痕。你硬是以为会。别跟我说我是多么好的人,我宁可当个无赖。”
她回头看我,“为什么?”
“如果我不对特里·伦诺克斯那么好,他一定还活着。”
“是吗?”她静静地说,“你怎么敢确定?晚安,马洛先生。万事多谢啦。”
她顺着草地走回去。我目送她进屋。门关了,门廊的灯也熄了。我对着虚空挥别,驾车离开。
整个礼拜没什么事,我只是出门办了一些不太能算业务的业务。有一天早上卡恩机构的乔治·彼得斯打电话给我,说他恰好有事走过 塞普尔维达峡谷那条路,好奇地去看了韦林杰医生的疗养所,可是韦林杰医生已经不在了。五六队土地测量员正在绘图打算分割土地。跟他交谈的人连听都没听过韦林杰医生的名字。
“因为一张财产信托证书,可怜的傻瓜被迫停业。”彼得斯说,“我查过了。他们给他一张千元大钞买下放弃权利的证书,以求省时省钱,现在有人把那块地分割成建筑用地,可以净赚百万。这就是犯罪和生意的差别。生意必须有资金。有时候我觉得那是唯一的差别。”
我说:“好一段愤世嫉俗的说辞。不过热门犯罪也要资金。”
“资金哪里来,老兄?总不会来自抢劫酒铺的强盗吧。再见。改天见。”
某个星期四晚上十一点差十分,韦德打电话给我。他的嗓子浑浊不清,几乎咯咯作响,但我还听得出是谁。电话中可以听见急促的、用力呼吸的声音。
“马洛,我情况很糟。我顶不住了。你能不能赶快过来?”
“好——不过先让我跟韦德太太谈谈。”
他没搭腔。电话中传来撞击声,然后一片死寂,过了一会儿又有撞击的砰砰声。我对着电话吼了会儿,没人答话。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最后话筒咔啦一声放回原位,就变成断线后的嗡嗡声。
我五分钟后上路,半小时多一点儿就到了,我至今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我飞驰过隘口,朝着光亮的方向开上文图拉大道,左转,在大卡车中东躲西闪,出尽洋相。我以近六十英里的时速穿过恩西诺,用聚光灯照着停靠的车辆外缘,免得有人突然走出来。我运气不错,只有不在乎的状况下才能如此幸运。没有警察,没有警笛,没有红色闪光灯。一路我只想着韦德家可能发生的情况,料想不会太愉快。她跟一个酒醉的狂人单独在家;她脖子断了躺在楼梯下;她锁在房间里,有人在外面狂号想破门而入;她赤脚跑过月光下的路面,一个手持屠刀的黑人大汉正在追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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