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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所谓，医生。耽误你时间，谢谢。你这儿真是不错的死亡收容所。”
“这话什么意思？”他向我跨一步，把最后几层甜蜜的外衣也剥掉了。脸上柔和的纹路变成硬硬的山脊。
“怎么啦？”我问他，“我看得出我要找的人不会在这里。我不会来找任何一个还有余力反击的人。生病的老人。寂寞的老人。你自己说的，医生。没人要的老人，但是有钱，有饥渴的继承人在等待。其中一大半说不定已被法庭判为无行为能力。”
“我恼火了。”瓦利医生说。
“清淡的食物，清淡的镇静剂，坚定的治疗。把他们放到阳光下，把他们放回床上。某些窗户上装上铁条，以防有人还有勇气逃脱。他们爱你，医生，全体一致爱你。他们死前握着你的手，看见你眼里的悲哀。而且是真心的。”
“当然是。”他低声吼道。现在他双手握拳。我应该适可而止。但我对他渐渐感到恶心。
“当然，”我说，“没有人喜欢失去一个出手阔绰的顾客。何况你用不着讨好他。”
“总得有人做啊。”他说，“总得有人照顾这些伤心的老人，马洛先生。”
“总得有人清除污水沟。仔细想想清除污水沟还是一种干净又诚实的工作呢。再见，瓦利医生。当我的工作使我自觉肮脏时，我会想起你。这会让我无限欢欣鼓舞。”
“你这肮脏的寄生虫，”瓦利医生咬牙说道，“我该打断你的脊梁。我这行是一种正直专业的正直支脉。”
“是啊。”我不耐烦地看着他说，“我知道。只是有死亡的气味罢了。”
他没打我，于是我由他身边走出去。我从宽宽的双扇门回头望。他一动也不动。他有一项工作要干，就是把层层的蜜糖重新放回脸上。
我开车回好莱坞，自觉像一截被嚼过的绳子。吃东西嫌太早，也太热了。我打开办公室的风扇。空气没有变凉爽，只是流通了一些。外面的林荫大道上人车川流不息。我的脑袋里的思绪却像粘蝇纸上的苍蝇粘在一起。
出击三次，三次都失误。我只不过看了太多医生而已。
我打电话到韦德家。一个墨西哥腔的人来接电话，说韦德太太不在家。我要找韦德先生。对方说韦德先生也不在。我留下姓名。他似乎毫不困难就听清楚了。他说他是用人。
我打电话到卡恩机构去找乔治·彼得斯。也许他有另外还认识的别的医生。他不在。我留下假名和真的电话号码。一个钟头像一只病蟑螂慢慢爬过去。我宛如无名沙漠中的一粒小砂子。像一个子弹刚用完的双枪牛仔。打了三发，三发都不中。我讨厌凡事成三。你找A先生，一无所获。你找B先生，一无所获。你找C先生，还是一样。一个礼拜后你发现应该是D先生。只是你不知道有他存在，等你查出来，客户已改变主意，不要你调查了。
乌坎尼奇和瓦利医生都可以划掉。瓦利的机构很赚钱，不会碰酗酒病例。乌坎尼奇是窝囊废，是在自己诊所走钢丝的高空表演家。助手一定知情。至少某些病人一定知道。只要有人抱不平打个电话，他就完了。不管酒醉或清醒，韦德不会走近他的地盘。他可能不算太聪明——很多成功的人都不是智能方面的巨人——但他不会笨到跟乌坎尼奇打交道。
唯一的可能是韦林杰医生。他有足够空间，而且足够幽静，说不定还颇有耐心。可是塞普尔维达峡谷离艾德瓦利这么远。他们在哪儿接触的？他们怎么认识的？假如韦林杰是那处房地产的主人，而且已有买主，那他不算太有钱。我忽然想到一个主意。我打电话给产权公司的熟人，想查那块地的情况。没人接。产权公司那天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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