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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你给他戴上手铐干什么。”格伦茨不高兴地说，他望着斯普兰克林把我的手铐打开。手铐钥匙串在一把葡萄柚一般大小的钥匙串上，很难找。
“好了，”格伦茨说，“走开。在外面等着带他回去。”
“我下班了，格伦茨先生。”
“我说你下班，你才下班。”
斯普兰克林满脸通红，肥墩墩的屁股慢慢挪出门外。格伦茨凶巴巴地目送他，门关上以后，他用同样的眼神看着我。我拉过一张椅子来坐下。
“我没叫你坐。”格伦茨吼道。
我由口袋里拿出一根香烟，塞进嘴里。
“我没说你可以抽烟。”格伦茨吼声如雷。
“我在牢房里可以抽烟。这里为什么不行？”
“因为这是我的办公室。这里的规矩由我定。”一阵未稀释的威士忌酒味由桌子对面飘过来。
“再喝一杯吧。”我说，“能让你平静下来。我们进门的时候，你被打断了。”
他的脊背重重撞上椅背，脸色转成深红。我划了一根火柴，点燃香烟。
过了一会儿，格伦茨轻声地说：“好，好小子，你了不起，嗯？你知道吗？他们关进来的时候什么样的人都有，等他们出狱却只剩下一种尺码——全都是小小的，只剩下一种体形——全都是垂头丧气。”
“格伦茨先生，你找我来要谈什么？你要想喝酒，别把我放在心上。我自己疲劳、紧张、工作过度时也会来一杯。”
“你落入困境，好像不怎么担忧嘛。”
“我不觉得自己落入困境。”
“这我们等着瞧。我要你写一份完整的口供。”他对着书桌旁的录音机弹弹手指，“现在就录，明天写下来。如果上头满意你的口供，他也许会在你保证不离开本市的条件下放了你。我们开始吧。”他按下录音机。说话声音冷静、果决，装出一副凶巴巴的样子，但右手不断挨近抽屉。他还年轻，鼻子上不该有红血丝，可是已经有了，而且眼白的颜色很难看。
“我烦透了。”我说。
“厌烦什么？”他高声说。
“硬邦邦的小男人在硬邦邦的办公室里说些毫无意义的狠话。我已在重刑犯牢房关了五十六个小时。没有人对我作威作福，没有人想证明他们狠。他们用不着。他们已经准备好一切以备紧急之需了。我为什么入狱呢？我被列为嫌犯。只因为某一个警察找不到某一个问题的答案，就把人关进重刑犯牢房，这算是什么鬼法律制度？他有什么证据？不过是便条纸上的一个电话号码。他把我关起来，想证明什么？只是证明他有权力这么做罢了。现在你又用同样的方法想让我觉得你在这个烟盒般大小的所谓办公室里权力很大。你半夜派这个吓坏了的保姆带我来这儿。你以为我独坐苦思五十六个钟头脑袋就糊涂了？你以为我在监狱寂寞得要命，所以会倒在你膝上哭，求你抚摸我的头？别装蒜了，格伦茨。喝你的酒，有点儿人情味吧；我愿意假定你是在尽本分。但请把这些Í指套脱掉。如果你够强，根本不需要这些玩意儿。如果你需要，那就表示你还没有强到可以对我作威作福的地步。”
他坐在那儿听着，看着我，然后狞笑起来。“演讲真精彩，”他说，“现在你已经把体内的废话都排出来了。我们来录口供吧。你要逐条回答，还是照自己的方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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