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选择字色： 选择背景色：
回书目 
我不耐烦了：“这话你一路上都说了八百遍了。”
“嫌婆烦了？娃娃家好好听着吧，这里头有的是学问。一个教训是你二老爷的女人，也就是你二奶奶，她见着人家个手镯子就起了贪心，趁人家不注意，拿了。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到底是叫人家扯住了蔓子，敲门砸窗地吼骂着要讨还哩，你二奶奶顶住门出去，没脸面见人了，结果，一剪子穿了喉。你说那叫啥事？还有个相反的例子，是二秃子他爹，何高厨，那狗日的去给马王保当大师傅，马王保有意考察他，把八块大洋放在柴火堆里，就看他拿不拿。八块白花花的大洋啊，谁不眼热？我当初买的那头老母驴才一块大洋。一块大洋买下的老母驴给咱下了一头大黑骡子，赶入社前我拉到兰州去偷悄悄卖了的那头骡子。要论二秃子他爹的机灵，鬼都比不上，他眼珠子一转，把那八块大洋转手儿就交给了马王保，这才取得了马王保的信任，在食堂里干了一辈子，六零年饿肚子也没把那狗日的饿死。总归的一句话，人啊，啥时候都要行得正、立得端哩，若污了清白，那可就一世都抬不起头来了。”
我说：“饿死不做贼？”
“对对儿的。”
我们走到关中平原时，八百里秦川早已麦客云集，到处是黑黢黢的面孔，到处是明晃晃的镰刀。仿佛大家商量好了似的。工钱则到处都是一样，割一亩地一块八角钱。开初的十多天，我们父子俩天天都有活干，关中平原无遮无挡的毒日头没过三天就把我晒成了个黑鬼，我父亲对我晒得黝黑的皮肤十分满意，尤其对我的饭量更赞赏。主人给麦客子吃的一般是白皮捞面，只撒一把盐，放开肚子尽饱吃。吃捞面的时候，我和我父亲几乎是在进行比赛，吃得主人直瞪眼，直到吃得弯不下腰，我父亲才会坐到暮色苍茫的地头，舒服地抽一袋旱烟，望着远处感叹：
“唉，咱在这吃捞面哩，不知道你妈你哥你妹子在家里吃的个啥……”
工钱从一块八压到一块四的时候，我父亲审时度势说：“他们走川，咱走山。”
我们一路割进了山里。山里的麦熟得比山外迟，一去正好赶上开镰。工钱又是一块八了。但也有一样不好：山里的麦子不如川里的好割，地高一块低一块，没个方正规则。我们父子俩从大清早钻进麦地便头也不抬，起早割到落黑，有时才割二亩不到。我嘀咕：
“大，不对啊，在川里咱一天能割四亩，到山里咋猛一下少割这么多哪？”
我父亲也有些嘀咕：“人家说多少那大概就是多少吧。”
我坚持远不止这数儿。我凭了在学校里学到的勾股弦定律、梯形锥形面积测算公式，用平方丈一换算，算出那一天至少割了三亩多地。回头跟掌柜子理论，还真是我测算的那么多。类似的事前后遇上三次，均都把工钱找回来了。
“成，你娃娃家孔圣人门前算没白站。”我父亲满脸喜色地夸奖我，最后狠狠心说：“多找回来的这钱就归你支配去，你想咋花咋花。”
其实总共不过四块六毛钱。但那却是我平生拥有的第一笔个人财富。我用四毛钱的零头买了一只塑料钱夹，在往回走的路上，我又花了一块六毛钱，替牡丹子买了条红纱巾，这当然是得瞒着我父亲。
个把月的麦客子生活转眼就结束了。我们俩满载而归，我父亲背了一口袋麦，是用部分割麦工钱买的，我背的是沿途乞的一口袋晒干的馍，一路上发出干核桃般的声响。割麦挣下的几十块钱则在我父亲身上揣着，都快捂出蛆了。我们爬到桃花尖背后的胭脂山上时，偏西的太阳同那座耸立在山头的黄土墩子正形成６０度夹角。我父亲说：“歇下吧，天黑透了再回。小心为好。三天两天地来运动，谁知道村里又有啥变故哩。”
我说：“你这辈子总是怕，心惊胆战一辈子，倒怕出啥来了？”
悬在西天上的日头落得很慢，半天不见移动，从这里可以俯瞰整个桃花尖：一色的黄泥土屋和窑洞，参参差差，明明暗暗地笼罩在一片青灰色的烟霭里，一条白花花的村道儿像是剥下来的葱皮儿。我心里有点遗憾：从这个角度，看不见牡丹子家。
回书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