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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喜欢大话。我现在才发现，读书是一个逐渐让自己的心安静和回归的过程。我们不缺乏远大理想，但是缺少从脚下达到理想的道路。人最容易犯的错就是灯下黑。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能做到这三条的人有多少？我们现在老想着远大目标，治国平天下，但是谁能把身边这老的、小的和朋友们都安顿好了呢？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一忙起来，最容易忘记的就是这三种人。
我发现，圣人好就好在他把普通人的理想给完成了。他不会忘记身边的这三种人。孔子又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仁爱难道离我们很远吗？我要真想做到的话，心中一念它就到我身边来了。我现在喜欢的都是这样一些最简单的话。
司马牛问老师什么叫君子，老师回答：“君子不忧不惧。”(《论语·颜渊》)内心没那么多忧伤，也不太恐惧，这就是君子了。司马牛有点不以为然，说：“不忧愁，不恐惧，这样就可以叫做君子了吗？”我估计司马牛的反应跟我年轻念书时的感觉差不多，觉得怎么那么简单啊，不需要建功立业吗？光是个心情啊？孔子就跟司马牛说：“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一个人要是天天摸着良心问自己，我能不能做到上不愧于天，下不怍于人？如果今天所有的事我都好好做到了，我就能踏实睡个好觉。我自个儿心里没有愧疚，那还有什么忧愁和恐惧呢？能做到这样，难道还不是君子吗？这种话有味道，我觉得这就叫微言大义。
刚才那个学生问这一代年轻人怎么对待国学，其实所有好东西都是一辈子的事。这辈子你喝酒可能有一段时间你就喝腻了，有一段你戒了咖啡了，还有一段不喝浓茶了，但是水这东西，你虽然觉得它没味，可它是这一辈子喝得最多的。经典也是这样。别指望我们年轻这一代，二十岁的孩子都去诵读经典。我觉得这个东西你背不背它都没关系，你是不是都看懂也没关系，只要你二十岁的时候有二十岁的体会，四十岁时有四十岁的体会，六十岁时有六十岁的体会，一辈子相伴相随，只要你对你自己的生命足够真诚，那么你总会有机缘读得懂它。
张越：我同意你说的，《论语》或者国学，不可能完成天下万世的救赎。
于丹：对。我觉得现在要反对一种新迷信，就是对于国学的迷信。有些朋友问我，我一天读一条《论语》，每天都读，我都读完的时候是不是就能悟到点什么了？那样的话，我觉得太像宗教了，我天天拜佛，拜到最后是不是佛就一定把好事都给我了？还有人下岗了，或者离婚了，也问我，我看《论语》中哪一段对我现在能开导？《论语》再好，它也不是万能大字典啊，我们不能抱着急功近利的心去查。
我觉得，不仅《论语》不是唯一的经典，中国文化也不是唯一的文化，不见得学中国文化就要把西方所有东西都排斥了。作为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你的身体要像个烧杯，所有的思想在你这儿进行化合反应，而不是简单的物理累积，更不存在某种一元化的救赎。我们的心只有从这样的狂热中逐渐沉静下来，才能离真实近一点，离经典的本意近一点。
张越：现在《论语》非常非常地热，大家在困惑当中就把它当成治世宝典了。你能不能说说《论语》有些什么欠缺？
于丹：我觉得《论语》产生在它那个时代，必然带着那个时代的色彩。我们不能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认为它有欠缺，但是可以说它有局限。任何一个时代，都有它的格局，为其所限就出现了它的局限性。孔子那时候有电脑吗？他能打开一个Windows视窗，用百度去搜一个什么条款吗？他肯定找不着啊。他那个时代有现代的立法、司法吗？有现在的金融制度吗？什么都没有。
以今天的眼光，怎么看《论语》的局限，我觉得要分学理性的眼光和非学理性的眼光，是两种不同的角度。如果用学理性的眼光，我觉得要去请教专家，人家会非常严谨地去分析儒家的思想系统，这不属于今天我们在电视平台上讨论之列。如果以非学理性的眼光，也就是大众眼光的话，我就想提出来，我们尽量去看那些跟我们今天有关的东西、对我们有益的东西，而不是死揪着它的局限性去死缠烂打，也许就会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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