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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之后,出现五四运动,要“打倒孔家店”。当时提出这个口号有它的积极意义,因为要让西方的民主和科学进来,矫枉必须过正,所以提出这样一个口号。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它把一个相对稳定的思想价值体系打碎了。
接下来,三十年代,整个民族救亡,持续到四十年代。从文化学术上来讲,那个时候尽管有北大、清华、西南联大,有一批知识分子在探索努力,但是很多努力只是个人式的,在整个救亡那个大环境里面无法完成文化的重新建构,无法建立新的价值体系。我们就在这种坍塌的废墟上忙着救亡救国。
等到新中国建立,五十年代反右,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而文革后期是批林批孔。在批林批孔的时候,由于一种泛意识形态的比附,儒家思想的地位一落千丈。这次全民性参与的批判,我认为其负面影响比五四运动时期还要大得多。五四运动是一次精英化的、学理化的运动,而批林批孔则是非理性的运动。
我们还记得,孔子的脑袋那时候被画得跟土豆似的。孔子之所以叫“孔丘”,就是因为他脑袋长得不平。人们又说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走到哪儿都不认识路。我们所看见的其实是一个被妖魔化的孔子。
一说孔子,就是孔老二;孔老二有什么思想,就是克己复礼;大家还要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但是,我们有几个人真的知道孔丘何许人,他有什么思想?我们见到的是一个被妖魔化的形象,完全只是一个被批判的载体,至于他的真实面貌我们已经不关心了。
我们知道,一直被奉为正统的儒家思想,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到辛亥革命,这中间它很少遭到全面性的颠覆,而在上一个世纪中,它遭遇了两次全面性的颠覆,这意味着什么呢?
孔子只是一个符号载体,他不是全知全能的。儒家思想的遭遇意味着中国文化主体血脉在二十世纪遭遇了重创,出现了断层。那么要怎么去整合呢?在这片废墟之上,人们心中的困惑太多了。我认为,我们已经用整个二十世纪走过了这么长的苦难历程,我们对历史已经批判得过多。今天,我们要赶快完成一种文化建设工作。这种建设的呼唤,存在于每个人的心里。
改革开放给中国人带来一个最好的时机。现在国力强盛,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科技发明很多,那么这么多的进步,就能让我们内心的幸福感得到提升吗?有时候,人们会由于选择过多而迷惑。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没什么选择,大家心里都很平衡,但是到这个时候,我们会选择什么呢?我觉得今天面对文化建设的呼唤和选择标准的迷惑,一定要有文化的回归。关于这种回归,并不是说儒家文化或者说整个的中国文化变为唯一的精神救赎,大家在上面一下就能找到自信,而是说在这种回归的历程中,我们更多地发现内心的愿望,找到参照的坐标系。当每一个人都进入内心的审视和对中国文化有所领悟的时候,我觉得文化建设的时代正在来临。这不是意味着它已经建设起来了,而是意味着每个人都开始参与了。我觉得,今天的国学热这个热潮就是这么起来的。
张越:你说到我国整个二十世纪经历的精神的纷乱及其重构过程,其实不仅仅是中国经历这个过程,这一百年全世界都在干这件事情,颠覆传统,然后价值纷乱,然后回归传统,西方也是经历这样一个过程。
于丹:这是一个螺旋形的上升。我认为这种回归不是一个简单的回归,而是整合以后的多元文明的融合,是好事。
张越:就我们中国的现实来说,我们价值多元化,同时又伴着价值虚空。
于丹:对。
张越:你可能日子过得好了,但是你心里会觉得不快乐,所以大家要在精神上找出路,其中的出路之一可能就是回到古典。可以说,这一次的热潮中,你作为一个标志性人物,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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