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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神说，很简单，你只要叫一声“妈妈”，她就出现了。
我们看到，父母对孩子从来都是无怨无悔，终生相守，那么，孩子对父母呢？恐怕就不是这样的了。有时候，我们的孝敬之心埋在心底，但我们会有很多借口，使得我们对父母的孝敬心思或浓或淡，自己闲的时候就浓一点，自己忙的时候就淡一点。
其实，我们今天想想，《论语》里面关于孝的很多描述，不见得都符合今天的标准，因为它所诞生的那个时代离我们太远,那时的生活环境与我们不同，更重要的是社会基础不同，比如那时盛行宗法制度，而现在的社会不太讲究这个了。
大家知道,在《论语》里面曾提倡一种行为，叫做“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论语·子路》)，就是家里面有人做了错事，比如父亲偷了只羊，甚至比这更大的错事，儿子要瞒着，不能告发，父亲对做了错事的儿子也是这样。孔子说，父子相隐就是一种很正直的行为。
这种态度在今天，就不值得提倡。为什么孔子要这么提倡呢？我们可以先看看更深层的背景。在春秋时期，周天子乃至各诸侯国的君位继承都是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嫡长子继承制是当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一套礼仪体系的表现形式之一。君、臣、父、子，这个关系是一体化的，也就是说，儿女的孝敬跟臣子的忠诚连在一起。提倡孝道，跟以礼立国有关联，所以孔子把“父慈子孝”这种伦理范畴之中的父子相隐行为纳入“礼”的秩序之中，认为这种行为是值得提倡的。
我们明白了那个时代跟现代社会存在这种社会基础上的差异，就不见得要把那个时候提倡的很多行为延续到今天。但是，如果从当时的情况推断这些行为背后的道理，那么有些道理对我们今天仍然是适用的。
比如，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论语·里仁》）今天的孩子，很多都是少年壮志，飘洋过海出去留学，父母在的时候怎么能不远游呢？
当然，孔子还说了后一句话，叫“游必有方”。意思是说，如果你一定要出远门，必须要有一定的去处，好让父母知道，少点担心。换句话说，就是你真正有自己的志向，有自己要去做的大事，是可以走的，但是走了之后，要对父母有一个交待。
大家都知道，太史公司马迁一生用了很长的时间游历天下，又曾接受朝廷的命令出使西南。在父亲司马谈病重的时候，他在外漂泊多年终于回来。在父亲身边，他接受了一个伟大的使命。
司马谈这时快不行了，但他还有心事未了。他对司马迁说：“我家先人是周朝的太史，从前名声显赫，后来家道衰落。现在我作为太史，处在当今天下一统、人才辈出的时代，可是我对这个时代却没怎么记载，心里真是恐惧啊！我死了以后，你一定会接替我做太史，继承我们祖上的职业。你一定不要忘记我要撰写的著作啊！”
司马谈又说：“所谓孝，始于事亲，接着是事君，最后必能使自己扬名后世。扬名后世，以显父母，这是孝之大者。你记着我的话吧！”
司马迁哭着说：“小子不敏，一定好好整理父亲已经记录的历史资料，不敢有所缺失。”
司马迁就这样接受了父亲的嘱托，最后写成一部大书—《太史公书》，也就是名传后世的《史记》。
我们看到，司马迁之所以能够去完成这样一部大书，一方面可以说是继承了其父司马谈的遗志，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他周游天下的经历使他开阔了视野，为这部大书奠定了基础。
所谓“游必有方”，不是毫无目的的漫游。只有类似于司马迁这样的游历才有助于人生见识的成长。所以，司马谈才放心地让司马迁壮游天下，也在临终前郑重嘱托司马迁继承自己的志愿。《史记》这部大书的问世，最终成就了司马迁在中国史学界的崇高地位，也彰显了其父司马谈对司马迁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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