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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那么，知识分子去了什么地方？那些本来应该发出声音和警示的人呢？
昭和十二年，日军入侵华北日渐深入，桥本正邦是当时《东大新闻》的记者，他采访东京大学的研究员——那时正策划日语教学计划，“要促成华北的日本化”。
东大的校长和理学院的教授反对这样的计划：“不要再为了日本的利益去妨害支那人的生活。”
但是，桥本说，“随着‘要跟上形势’、‘整肃学风’的叫嚣，自由主义派的教授一个一个被解职，或者沉默下去。”
1925年，《治安维持法》颁布。警察面对“煽动”或是“不敬”，可以以极大的权力处置。一开始是对军队与政府不利的消息不宣布，后来发展为对军队和政府有利的消息要大力宣传。
那些敢于坚持自由立场，发出不同声音的报业成为受害者。1936年，暴徒袭击《朝日新闻》，砸毁办公室，记者因批评政府被骚扰和逮捕。
在大众传媒上，盛行一时的，是有奖征集军歌，和“为飞机捐款”的新闻。
五
反对战争的人，被叫做“思想犯”和“非国民”。
74岁的稻永仁当年是一名小学教师，他因为这个罪名而遭逮捕，后来又被作为现役兵扔进军队。他在信中说：
“老兵和下士官眼神中带着对知识分子的反感，因为他是思想犯、非国民，军队默许对这样一个人的半公开的暴力行为。
“他们先喊一声：‘摘下眼镜！’接着铁拳打得他鼻青脸肿，满嘴的牙都东倒西歪，第二天早上喝酱汤也钻心地疼。再来，钉着三十六颗大头钉的军鞋、棍棒、木枪都成了打人的工具……
“用棍棒殴打臀部时，老兵让新兵‘间隔一字排开’，然后从头打。打过一轮，解散，然后照旧把他单独留下，再打第二遍，连两年兵龄的新兵也发疯似地对他挥舞棍棒。
“那时部队在靠近中苏东部边境的老黑山露营，是国境线，有的士兵自杀了，有些人逃跑了，卫兵实弹上岗。他抱着短枪上岗时，曾经有好几次把枪口塞进嘴里——但是，战争终究会结束，无论如何，也要看着和平和民主降临这个国家，这个顽强的信念阻止他去死。”
在信的末尾，稻永仁说：“这个人就是我，时间是1938年，离战争结束还有很长时间。”
六
到30年代中叶，在学校，男孩和女孩都要学习武士道，年满7岁，就要穿着黑色制服，背诵当时的儿歌。
“和大哥哥并肩坐，我今天上学堂。
感谢士兵，感谢士兵，
他们为国战斗，战斗为国。”
然后，向被放在大门口中心位置的天皇照片行鞠躬礼。
历史课和德育课以天皇的《教育敕语》：“忠诚是最高的美德”为宗旨。
当时小学三年级的古泽敦郎在信中回忆说：“市礼堂的柔道拳击对抗赛，日本人与美国人对抗，从头到尾，观众兴奋不已，给柔道选手鼓劲，斥骂拳击选手。最后，柔道选手取胜时，全场欢呼之声鼎沸。接着放映电影，是满洲事变的战斗场面，我军占领敌方的地盘，升起太阳旗，观众使劲鼓掌。”
“从小，我们对于日本在战争中获胜，以及我们长大了就要当兵，没有任何怀疑，为战争而生的日本人，就是这样造就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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