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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柴静
一
有一天陆川约着去聊聊他的新电影，他要拍《南京！南京！》。
有个日本侵华老兵，86岁了，来捐当年的军服军刀。
我没做过涉日的节目，算是第一次见到日本兵，他是头发雪白的老人，走不动路了，我给他搬把椅子，他道谢不已。
他还带了一只小小的瓷碗来，很细腻。他说是他母亲在临上战场前用来盛酒的，他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揣在怀里，没有丢，也没有碎。
嗯，他也是人子。
听他说到1941年在太行山打仗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枪，怎么开枪射击，我下意识缩身后退，盯住他的脸，就像那后面隐藏着另一张脸。
他打仗的地方，离我家乡不远，我的曾祖父当年写下“曾因向日鞭葵花”后不久暴郁而死。
这个士兵也是人子，对自己母亲的柔情，可以让他在战火中保留住一只易碎的瓷器。
但是，为什么说起在别人的国土之上，他闯入村庄开枪射击时，却一点迟疑都没有？
二
陆川当初跟我谈起这个剧本的创意时，说他想通过电影了解“一个普通的人，富有人性的人，为什么会变成狂热的施暴者？”
我们听到的说法都是：战争的原因。当时右翼分子和军国主义者控制了这个国家。
但是，如果只有控制与镇压，没有普通国民的支持和参与，没有母亲们以酒盏送儿子上战场的激情，这场战争恐怕不会演变成如此巨大的灾难。
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懂得热爱家园，知道畏惧死亡，能够亲其亲并且对邻人友爱的人，为什么可以接受侵略与杀戮？
三
我送了一本书给陆川。
是《朝日新闻》从1986年开始征集的读者来信，记录着日本普通国民对于二战的回忆。
第一封信是66岁的熊田雅男写的：“有人质问，当初你们为什么没有反对战争？我想，是因为国民已经被教育得对‘上边作出的决定’不抱怀疑。”
当时还是少女的羽田广子说：“我所知道的是日本人口增加，农村凋敝，甚至迫使和我一样的少女卖身，让我心痛不已。列强在离本国很遥远的地方有很多殖民地，国际包围圈的压力，让我这个小女孩也感到受到了欺侮，而五内如沸。不管是谁，都自然而然地认为只有战争才能解决问题。”
直到1986年，63岁的岩浪安男仍然认为：“为了我国的安定，必须绝对保证我国在包括满洲国在内的中国大陆的利益，如与英美妥协，等于将我国的未来听任他们安排。”
他说：“我是被这样教导的，我也相信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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