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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当戈尔巴乔夫回首往事时，终于醒悟了这一点。他说：“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就失去了主要的资源，就会出现政治冒险家和投机家。”
戈尔巴乔夫不能承受之“痛”：妥协的梦魇。政治就是妥协，但是，妥协什么、何时妥协、如何妥协，是政治的艺术，也是统治的技术。
从全面对抗到全面妥协的外交路线。面对里根上台后咄咄逼人的政策，苏联力不从心。因此，戈尔巴乔夫一上台就把摆脱军备竞赛困扰作为主要大事，此时也有对等裁军的先决条件，然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改变了这种对抗。一个核电站事故，就造成了几千人死伤，大片区域遭到污染，那么全世界五万多枚核武器互相发射会造成什么后果呢？答案只有一个：人类的灭亡。戈尔巴乔夫开始从切尔诺贝利事故中汲取了教训，迅速形成了“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主动采取措施进行裁军。
从人类发展的整体角度来讲，“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无疑是积极的。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从国家利益角度来看，特别是经济不景气、国力主要依靠军事力量支撑的苏联来说，“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等于在没有取得任何利益的情况下就自己解除武装。苏联军方坚决反对这种做法，戈尔巴乔夫则抓住1987年西德青年鲁斯特驾机躲过苏军监控降落在红场这一令苏联国内舆论哗然、军方大大丢脸的事件，出奇迅速地整治了军方，换上了对自己言听计从的人。从此军方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苏联加快了单方面、全面向西方妥协的步伐。
把民族的分裂等同于民主的旗帜。和历届苏联领导人一样，戈尔巴乔夫没有认识到苏联民族问题的严重性。然而，戈尔巴乔夫实在是不走运，他正好遇到了20世纪全球民族主义思潮剧烈泛滥的洪水。由于苏联从未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没有什么经验，故当时的苏共主要领导人对突显的民族问题缺乏必要的准备，先是没有给予必要的重视，而等到局面失控，又惊慌失措、进退失据、朝令夕改、顾此失彼。
面对国内民族主义势力借助“民主化”把自己打扮成民主派，并与俄罗斯内部的“民主派”彼此呼应，戈尔巴乔夫对此显然没有分清楚人民正当的民主诉求与民族分离主义的区别，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予以处治。戈尔巴乔夫认为，既然自己启动了“民主化”，就不想再成为“改革的扼杀者”。因此在地方分离问题上处处被动，试图靠“说服”、“威胁”来压制野心家们对最高权力的渴望。而对于铁了心要靠分裂国家达到掌权目的、又有本族群众狂热支持的民族分裂分子来说，“说服”就是一种鼓励。此后，族际冲突、共和国与中央的法律大战、加盟共和国的独立倾向遍地开花，不但加剧了局势的动荡，而且割断了各地经济联系，分散了领导人的注意力。
“新思维”的实践脱离了地缘政治。东欧国家中最不稳定的因素是波兰，居民中有97%的人口笃信天主教。二战后40年中，这个国家大约每隔八九年就要发生一次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每次危机都导致党政领导人下台。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食品价格上涨导致严重政治危机，几乎致使苏军入侵。虽然雅鲁泽尔斯基为避免苏军入侵实行了军管，团结工会表面上被镇压下去，但实际力量十分强大，其会员竟然占到全体居民的三分之一，比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势力还大。相当多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党员同时还是团结工会会员，或者是团结工会的支持者、同情者。到了1989年，苏联改革逐渐陷入困境，加上戈尔巴乔夫提倡“新思维”，对东欧国家的控制明显放松。这样，缺乏苏联支持的波兰政府不得不与势力强大的团结工会举行圆桌会议，商定进行选举。选举的结果是：波兰统一工人党一票未得，团结工会则几乎囊括了一切选票，政权转移到团结工会手中。
波兰的巨变和苏联的暧昧态度引发了连锁反应。此后不到半年时间里，匈牙利、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纷纷发生和平演变，而罗马尼亚则是通过血腥的武装斗争完成这一进程的。其中，民主德国在一年之后就并入联邦德国。
一个长期被手按在左边的钟摆，一旦松开，必然、自然地摆到右边。
东欧国家走上苏联体制，并非本国人民自愿的选择，而是作为大国的苏联强加的，并且对任何离经叛道者进行无情打击。例如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开始“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试验时，遭到了苏联的入侵。苏联的强制是这些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唯一保证，一旦这种强制力消失，原有政治格局必将被打破。
东欧的迅速演变和随即产生的华约解体使苏联领导人目瞪口呆，但是鉴于阿富汗的教训，苏联领导人已经不可能再采取军事入侵的手法进行干涉，只好全面溃退。对于很多持帝国倾向的苏联人，特别是军方来说，这是一次耻辱的撤退，因而他们对改革产生了抵触情绪；而极端民主派们则从东欧演变过程中看到了希望，加剧了对苏共的进攻。东欧的演变也反作用于苏联政治进程：此后不久，苏联就取消了宪法第六条规定的苏共领导地位条款，苏联正式进入多党制时期。
东欧事件后，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抗急剧升温，改革越来越艰难。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的主要政治盟友叶利钦、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利加乔夫、雷日科夫都逐渐远离了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这些人都是改革派。
任何改革都有一个不可回避的困境：即国家的改革往往是一个社会的精英阶层，为了避免更深刻的危机而采取的不得已行动，官僚、精英阶层支持改革的出发点是保护既得利益。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将不可避免地触及一批又一批人的既得利益，促使他们从改革的拥护者变为改革的反对者；官僚-精英阶层的另一些人则希望趁改革之机进行投机，攫取最高权力。
戈尔巴乔夫痛苦地处于“极左”和“极右”的压力之下，并因为误判给自己增加了许多新敌人。叶利钦代表“极左”，保守官僚代表“极右”。作为一个改革者，戈尔巴乔夫遇到了和所有的改革者一样都要碰到的尴尬局面：一方面，更加激进的破坏性力量试图“炸毁”政权本身，从而达到自我掌权的目的；另一方面，保守势力、既得利益者却认为改革侵犯了自己的特殊地位和权力，因而也要千方百计地阻碍改革，或者干脆牺牲掉改革者本人。此时唯一能够确保改革成功的，就是改革家高超的政治手腕，如何始终掌握全局，并借助大众的力量完成改革事业。然而，戈尔巴乔夫显然不具备这种素质。
由于对改革态度、立场的截然不同，苏共内部出现了“马克思主义纲领派”、“民主纲领派”和“主流派”三大势力，绝大部分党员还是跟着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中央走的。1990年苏共召开二十八大的时候，三派斗争日趋激烈，会后虽然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决议和新的党纲，但这个决议不能满足叶利钦等人的胃口，于是他和他的主要追随者宣布退党。虽然形势不容乐观，但还有多达75%的代表选举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
直到苏共二十八大以后，戈尔巴乔夫才意识到要与左、右分裂，打出“中派”旗帜，然而为时已晚。由于苏联经济状况持续恶化，在普通群众看来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没有给他们带来预期的生活改善，因而开始转向戈尔巴乔夫的反对派。其中，多数转向支持激进民主派（左派），少数转向既得利益保守派（右派），戈尔巴乔夫的“中派”应者寥寥。群众的这种情绪分化在1991年举行的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中可以看得出来，此次选举，叶利钦获得了57.38%的选票，雷日科夫获得17.29%，而戈尔巴乔夫支持的巴卡京只获得3.47%的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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